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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數字經濟，當前還沒有一個通行的定義，那麼，如何來認識數字經濟呢？
首先，數字經濟是一個程式驅動的經濟。“程式”是更為複雜的、動態的規範體系，它不以外部約束為執行保障，而是內設規範來自執行，這就產生了“近乎完美的經濟關係”；其次，數字經濟活動是程式驅動下的“賬戶”活動，發生在“數理環境”中，其“結果”落實於現實的物理環境中。賬戶活動核心就是“決策活動”。經濟活動蓋可劃分為：生產、交易、投資、消費等各類，其本質是經濟決策，亦即做出選擇。決策活動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的主旨所在。
我們說，數字經濟是一個新經濟，舊經濟的主要代表即產業經濟。產業經濟帶來了“生產大爆炸”，而數字經濟帶來了“交易大爆炸”。交易決策透過程式驅動的賬戶活動而達成，交易完成則留待倉儲物流等諸環節跟進完成。商品買賣不再完全依賴於交易櫃檯不斷的物理鋪設及無限延展——事實上，櫃檯交易早已達到其物理邊界；在經濟上，物理櫃檯的邊際成本也已超出其邊際收益。交易數字化，也要求生產數字化、投資決策和消費決策等均趨於數字化。賬戶不僅觸達每個人，還要觸達到各類“物”，實現所謂的“萬物互聯”，亦即經濟決策及其指令的方方面面，都將數字化程式驅動，且在時間上實現無縫覆蓋。
與舊經濟相較，數字經濟依賴於大規模、大範圍、層層疊疊的數字社羣，其所覆蓋的決策主體和物件是非常廣泛的，且日趨龐大而複雜。各個數字社羣本無所謂國別邊界可言，跨境並不是不可以，甚或數字社羣天然就是跨境的。新經濟對於國別經濟具有相當的滲透性，那些巨無霸式的數字社羣的國際性發展，是數字經濟最為醒目的現象級事實。但是，總體而言，數字經濟仍處於國別的範疇內快速發展階段，其國際性的滲透或擴張遠未成熟發達。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貨幣層面
各商業銀行的頭寸支援受限於監管，跨境支付的銀行貨幣來源處於強管制中。
二是商品層面
商品交易的跨境通關及其銷售平臺的監管限制依舊嚴格，包裹貿易遠未大行其道。
三是語言文化層面
社羣交流的語言、文化習俗等存在差異，帶來事實上的交流互動的約束。
這就表明，數字社羣在技術上是天然跨境的，但並不能完全擺脫物理世界的國別約束，而不論這些事實上的約束是硬性的，還是軟性的。以臉書（Facebook）所推出的支付工具Libra的案例來看，有這樣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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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它最終還是沒能建立起跨國別的貨幣支付體系，還是要錨定美元，事實上是美元數字化的一種變形而已，也就是說，它的商業銀行的頭寸支援主要來自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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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其27億的使用者規模是一種簡單的資料加總，並非是同一性很高的單一賬戶體系，賬戶活動仍依各自語言文化、經濟區域等形成各個相應的亞層次的模組組群。
再以電商巨無霸亞馬遜和京東為例，一個事實上放棄了中國市場的擴張策略，另一個其國際擴張策略受到挫折。不難發現，跨國數字社羣遠未發達成熟到超越國別的國際數字社羣。
從國別或國際區域的視角來看，數字經濟的現實發展及其趨勢如何？大體來說，可以選取四個指標來加以分析判斷：
第一，時區覆蓋範圍。數字經濟是沒有時區限定的，但是，其支付和銀行貨幣頭寸的對接需要作相應的財務安排，這就存在記賬時間的紀律約束了。
舉例來說，中國地理疆域上雖跨多個時區，不同時區的作息時間或有不同，但奉行單一時區制，財務記賬時間卻是統一的。由此，“雙十一”網上購物節是一個零點到零點24小時的跨時安排。這在財務上是一個完整的記賬日。所以，它不會選擇更具人性化的當日20:00到次日20:00的時間安排，否則，就會發生兩個財務記賬日，存在隔夜問題。這是線下的財務規則的約束。不過，這都是發生在單一時區的最佳安排。俄羅斯有11個時區，雖經減少也有8-9個時區，美國共有6個時區，本土有4個。
簡單來說，如發生俄版或美版的“雙十一”，其在財務時間標準上就會過於複雜，俄國各時區處於同一財務記賬日的時間為5-6個小時，美國為18-20個小時，完全按照中國模式進行，就是若干個“雙十一”疊加，考慮到境內跨時區的交易安排，財務同一記賬時間安排幾乎是不可完成的。相反，處於同一時區的不同國家之間，其記賬時間是統一的，其數字經濟的融合就少了這個巨大梗阻，線上線下的經濟融合不會發生“時間梗阻”。
第二，官方語言數量。印度的官方語言有22種之多，不僅跨語種交流存在狀況，統一的商品物流等安排也因此存在巨大的效率損失。中美兩國人民使用的語言都是多樣的，在官方語言上的情況大體接近，相對來看，中國更傾向於單一書面用語。近年來，中國的普通話的推廣和居民閱讀能力的提高都是非常顯著的，而美國的非英語化趨勢確是在強化之中。語言共通性或單一性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數字社羣的整體規模及效率。
第三，人口規模。人口規模越大對於數字經濟的積極作用越大，數字賬戶數量及其活躍度就越高，其經濟效能就越大。數字經濟自始便無所謂“人口包袱”，而自始便享受所謂的“人口紅利”，而不論其人口的年齡或性別結構，雖然年輕人似乎更容易融入數字社羣活動，但是，人口規模還是數字經濟規模的根本動力所在。
第四，基礎設施。電信、交通等基礎設施對於數字經濟的物理約束很大，比較從芝加哥到洛杉磯與從蘭州到深圳的物流時長及其價格，很容易發現中美基礎設施的差異。第五代通訊體系的建設更將重新整理電信基礎設施的容量和效能，或將全面重新整理數字經濟體能，決定其發展趨向。應當說，基礎設施的能力、水平與規模，同數字經濟發展的能力、水平與規模之間是正相關的。
當然，文化習俗的影響力還是需要重視的，比如，貨幣經濟高度發達的日本極具現鈔使用的偏好，其現鈔支付的便捷性冠於全球，由此，對於數字支付的認識與接受程度就偏低；另一方面，法律規則的約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有如，歐美等社會經濟體系對於個人隱私與自由高度重視，施以嚴格的保護，這就極大地提高了數字經濟執行的合規成本，數字經濟粗放乃至野蠻生長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大體來說，單一性程度高的經濟區域，數字經濟就容易形成規模，發生更高的效能，反之，則難以形成規模，也難以發生更高的效能。結合大的時區分佈，全球數字經濟，自西向東，可分為三個大板塊：歐非時區、東亞時區以及美洲時區。其中，東亞的人口、語言，以及基礎設施等綜合狀況要更為有利一些。雖然，歐美在技術、法律以及舊經濟基礎等方面具有更好的條件，但是，其數字經濟發展總體趨勢處於相對較弱的位置。如果慮及數字支付發展狀況，尤其是數字法幣的總體推進進度以及基礎設施的更新換代發展的規模與體量，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東西策動的大格局初步形成。
當然，數字經濟最初的發展階段都有其粗放的一面，過快的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反衝擊，誘發引致不穩定，出現過高的風險，既有的社會經濟體系中的短板的制約作用也將更趨顯著。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觀察、識別、分析、判定，與謹慎處理與積極因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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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子衡
作者單位|浙江現代數字金融科技研究院
來源 | 金融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