颯姐團隊收集的涉幣刑案公開判決書2000+，其中，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409個，佔比最高。該罪名頻繁在幣圈出現，是辦案民警十分關注的罪名，今天我們一起聊一聊刑法第224條之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大家一起研習，釐清行為邊界，減少案件發生，節約司法資源。
一、並非所有的傳銷活動都是犯罪
根據兩高、公安部2013年11月《關於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方式的“團隊計酬”，即便是形式上符合三級30人的要件，但也不能按照犯罪處理。但是，對於表面賣商品，實質上“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以刑法第224條之一定罪處罰。
也就是說，罪與非罪的“質變”差別，不在於表面上的團隊計酬方式，而是在於是否不以銷售商品為目的，而是透過“拉人頭”騙取“入門費”。
在幣圈類似案件中，遇到了比較棘手的問題，首先要解決，銷售的某個token到底是不是虛擬商品，有無財產屬性，還是僅為犯罪道具；其次，幣圈案件行為方式多表現為“挖礦”，獎勵方式不一定是直接返幣，而可能是加速挖礦成功的進度，這會不會影響案件定性，值得探討。
2013年對於BTC的法律定性已然清晰，即比特幣屬於特殊的虛擬商品，也就是說如果以團隊計酬方式進行比特幣挖礦，在中國法項下，很難定性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是其他幣種，尚未到交易所的非主流幣沒有公允價格，適用人群窄，很有可能會被定性為犯罪工具，從而將組織者和領導者引入犯罪圈之內；對於ETH，颯姐個人傾向於將其與BTC歸入同一類；但對於狗狗幣之流，有可能會被認為類似非主流幣而歸入犯罪工具。
難點在於，返利方式並非直接給幣，而是給予一種加速的權利，如果這種加速很難折算成財產，則構成刑法第224條之一有法律障礙。學理上，我們可以類比貪汙賄賂案件中“三陪女服務”也是財產性利益，但司法實踐裡，還是要嚴守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將加速權排除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計酬”和“返利”之外。
二、騙取財物
根據司法解釋，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採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誇大經營、投資、服務專案及盈利前景，掩蓋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刑法第224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
首先要注意的點是：參加傳銷人員是否自我感覺被騙或沒被騙，不影響認定“騙取財物”。
其次，騙取財物並非虛置，而是要從傳銷金字塔結構來看，要想維持傳銷組織生存，就要找到下一個擊鼓傳花的冤大頭。按照複利計算，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不夠傳銷組織發展下線，因此，透過發展下線拉人頭的方式，維持傳銷組織生存是必然失敗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對此心知肚明，還繼續許諾給予回報，拿走他人入門費，這就是騙取財物。
然而，幣圈案件略有不同，倘若組織者不給參與者承諾回報，而參與者也明知沒有確定回報，而只是為了拿到token去交易所博一博收益，參與者賺錢賠錢都是來自於交易所的交易獲利，那麼事情可能會發生變化。根據颯姐瞭解，專案方與交易所簽署抽屜協議找量化團隊“託市”已是公開的秘密，倘若組織者領導者與交易所操縱幣價，則還是“騙取財物”；倘若查明，組織者並未與交易所勾結，虛擬幣由於自身的“通縮”或者稀缺性被炒作翻倍，則不能將板子打在組織者身上，起碼不能按照組織領導傳銷罪定罪處罰。
三、關於競合問題
有法幣（含外國法幣）的加密資產涉刑案件，經常出現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想象競合”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行為觸犯了兩個罪名。根據刑法的基本處理原則，想象競合從一重罪處罰。
翻看法條，我們會明顯看出，刑法第192條集資詐騙罪更重（當年該罪還有死刑，直到後來刑法第199條廢止），也就是說倘若幣圈案件涉及法幣，應該大量被定性為集資詐騙罪，而不是409個案例被最終判決為組織領導傳銷罪。
個人認為，理由有三：一是對於加密資產、數字代幣的法律性質，把握不準，不知道是否需要按照財產法益進行保護；二是有一種司法觀點從智慧財產權犯罪延伸出來，即他人佔有不足以完全讓所有者的權利滅失，但顯然私鑰為王的加密界，這種傳統知產犯罪的理論不能適用；三是司法鑑定機構對於加密資產的定價十分困難，颯姐承辦和接觸的案件中，有按照行為時三家主流交易所均價給加密資產定價的先例，但是更多司法鑑定機構擔心幣價不穩，影響其公信力，因而拒絕做鑑定，導致沒有犯罪數額，只能排除集資詐騙罪，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
市面上也有傳聞是關於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罰沒相應加密資產升值等，講真，接管一堆不知道啥時候暴漲暴跌的“雷”，並非美差，更何況還出了四川鏈某事件，各地辦案機關還是十分謹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