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寧、餘維仁
出品：陀螺研究院
深圳，最初的原意為深水溝，以田間地頭起家，經歷了波浪壯闊的四十年發展，從邊陲農田演變成繁華都市，以其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精神，創造了我國乃至世界發展史上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奇蹟，成為了彰顯我國改革開放豐碩成果的重要視窗，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
而如今，深圳再次被賦予了新時代發展的新使命與新定位。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釋出《關於支援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要求深圳朝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方向前行，努力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202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從頂層設計與國家戰略層面再次推動深圳先試先行走向更高層次、更高起點、更加深入的改革再開放，不僅是深圳建設示範區的有力舉措，也是我國制度創新改革示範的關鍵之舉。
在方案中，資料要素市場化配置被重點提及，從資料要素市場制度、政府資料共享、粵港澳大灣區資料平臺建設三大維度描述了資料要素市場化改革，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熱議。實際上，資料要素市場化對於深圳並不陌生，在深圳的發展演變史中，數字化與資料要素一直貫穿其中。
01
產業數字化蓬勃發展催生資料要素市場化
早在20世紀90年代，深圳的電子資訊產業就以加工貿易率先起步，憑藉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稟賦，依賴稅收等政策優勢，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以粗加工的形式透過大量利用外資迅速的擴張規模。
香港迴歸和亞洲金融危機後，東南亞等新興國家受到重創，雁行週期下深圳抓住機遇，成為了全球產業轉移的重要路線。此後，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高素質人才加速進入深圳電子市場，深圳通訊產業、計算機產業、積體電路產業多點開花，電子資訊產業叢集初步顯現。
伴隨著產業規模的持續擴張，尤其是價格戰之後，深圳政府意識到現有的產業結構不足以滿足激烈的產業競爭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於是，以電子資訊產業為首的工業結構調整開始啟動，產業結構最佳化與升級成為了當時深圳產業發展的主旋律。
在此階段，從行業結構來看，深圳實現了從以家用視聽裝置製造業為主向以通訊裝置製造業、計算機制造業為主的轉變，移動網際網路行業異軍突起，以金蝶、金證為代表的企業資訊化，以騰訊、迅雷為代表的網際網路服務，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嵌入式軟體紛紛湧現，深圳數字產業開始成為支柱產業之一。
圖1 2009年人流湧動的深圳華強北3G手機批發中心
資料來源：鳳凰網
2012年，“網際網路+概念”提出，並迅速向全國開始推行。深圳憑藉雄厚的網際網路產業基礎，率先促進各行業生態鏈的融合變革，推動企業開展數字化、網路化和智慧化轉型升級，新經濟業態、新的服務模式不斷湧現。到如今，隨著新一代資訊科技的發展，深圳產業的線上化、標準化、結構化程度進一步提升，數字經濟達到了新的高度。
2019年，深圳市數字經濟產業規模達到27828．6億元，位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至此，深圳完成了傳統產業驅動到數字產業驅動的結構性變革，以電子資訊產業為開端，縱深化的推進了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智慧化升級，極大的提升了深圳的產業數字化程度。
產業與市場息息相關。伴隨著數字產業的蓬勃發展，需求的多元化和定製化促使網際網路企業對應用場景的最佳化與升級，以騰訊、百度為首的網際網路公司推出了針對不同使用主體的數字化服務。對移動網際網路個人而言，即時通訊、線上遊戲、線上支付等智慧化生活方式全面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個人終端的普及和入網人群的增長，使個體資料得以伴隨生活消費方式的變化在網際網路上積累、留存。而對於企業或政府而言，數字化解決方案開始出現在工作業務中，提升行業效率的同時也拓寬了行業的邊界，產業網際網路日漸成型。
隨著數字化資源透過各種形式源源不斷滲透進產業鏈生產端、需求端、服務端的每一個環節，產業數字化愈加深入，逐步成為了深圳帶動經濟創新發展的新動能。而資料，作為數字化中最為基礎的單位，由原來的簡單數字符號轉變成了繼土地、勞動、資本的第四大生產要素，在深圳成熟發達的產業數字生態中，走向了其獨特的要素市場化道路。
02
高度發達的數字產業倒逼資料制度化創新
由上文可知，深圳擁有堅實的數字產業基礎以及高度的產業數字化程度，在數字要素市場掌握著技術支撐和資源積累等先發優勢。近年來，隨著深圳在數字經濟的發展中的不斷推進，數字要素產業化效益明顯。
從產業化角度，深圳市數字經濟發展迅速。2019年，深圳市全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合計10155.51億元，比上年增長8.8%，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37.7%。其中，新一代資訊科技產業增加值5086.15億元，增長6.6%；數字經濟產業增加值1596.59億元，增長18.0%。在新基建領域，深圳市表現依舊不俗。2020年，深圳市在5G、智慧城市、AI（人工智慧）、智慧可穿戴裝置等新一代資訊科技應用領域已經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以5G為例，深圳5G商用程序建設成效顯著，率先完成了5G獨立組網全覆蓋；寬頻普及和光纖入戶建設處於國際先行梯隊，固定寬頻人口普及率51.5%，光纖接入使用者佔比達94.2%。
圖2 深圳市數字產業增加值走勢圖
資料來源：深圳統計局
從政府層面看，數字政府建設已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在深圳市搭建的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每天有超過2000萬條資料在各市級單位、各個區之間交換共享。截至10月11日，平臺顯示已集納了2421餘項開放目錄總量，3.57億條資料，實現了在交通、醫療、教育、財稅、公共安全等多個領域的政務資料開放，走在了全國資料開放的前列。而深圳市推出的“i深圳”統一政務服務APP，透過融合全市4200多項服務資料，為市民提供千人千面的定製化服務，推動政務服務向掌上辦轉變。目前，APP累計下載數超1800萬次，註冊使用者數達1200萬人，累計訪問量超10億人次，充分挖掘和釋放了資料潛在價值。
圖3 深圳市數字政府建設部分成效
而根據6月深圳市工業和資訊化局釋出的《深圳市數字經濟產業創新發展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到2022年，數字經濟產業成為推動深圳市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核心引擎之一，深圳市數字經濟產業增加值突破2400億元，年均增速15%左右。同時，根據國內外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的長期趨勢，深圳市因地制宜，充分結合自身數字經濟產業基礎，從中選擇出大資料、雲端計算、區塊鏈、資訊保安、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等十二個細分領域予以重點扶持。
可以預見，在資料的大面積使用與數字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下，圍繞著數字經濟產業將會重構整個深圳的產業生態格局，也將極大的改變現有的社會治理方式。資料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為了更好的將資料與數字化納入深圳的治理版圖，實現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深圳的資料制度化創新勢在必行。
2020年7月15日，深圳市司法局釋出《深圳經濟特區資料條例（徵求意見稿）》，此為全國首個資料條例，具有極強的標誌性意義和極高的價值。條例全文近15000字，7章103條，體例完整，內容豐富。除去總則和附則外，主要分為個人資料保護、公共資料管理和應用、資料要素市場培育、資料安全管理和法律責任等五個部分。
從篇幅來看，資料要素市場培育條例的側重點之一。該條例從資料要素市場統籌與管理、規範市場主體資料活動、促進資料要素融合、建立深港澳地區資料融通機制、建立資料跨境國際合作機制、建立資料質量管理體系、建立資料價值評估體系、市場保障措施八個維度，為資料要素市場培育提供了全方位的制度支撐。
另外，條例中對資料權屬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根據權利主體的不同，為資料法律關係中各主體的資料活動提供相對穩定的行為預期，將相關主體的資料行為約束在法定範圍內，從而解決了資料活動中主體權利、義務以及責任邊界不清晰的問題。
03
深圳資料要素市場化仍面臨挑戰
可以看出，近年來，深圳市積極推進資料要素市場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制度改革的先行者，深圳在資料要素價值的挖掘中還處於初級階段，仍需要面臨一系列的挑戰。
從深圳本身而言，深圳的要素市場中仍存在著壟斷化、行政化與孤島的現象。在金融市場中，政府透過特許經營“壟斷”一部分金融資源，導致金融市場出現錯配，而由於政府對金融監管的滯後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金融的創新性。而在科技資源的分配和科技成果的評價中，政府仍然掌握著重要科技資源的分配，行政的突出作用對市場機制造成了一定扭曲。而對於數字要素，傳統的地域性科層制管理方式與資料的無邊界流動之間存在的固有衝突有待彌合。目前，深圳對於資料的管理採用屬地與科層管理模式，這使得相對完整和豐富的資料分割為一個個資料片段，各部門、單位之間的壁壘無法打破，甚至形成了資料孤島，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喪失資料透過連結而生成的更大價值。
圖4 資料孤島示意
而從資料性質上看，資料屬於無形資產，其不等同於自然物或精神產物，會根據主體、空間的不同表現出較強的差異性，是超越物質與精神的衍生品，在歸屬定義上存在較大的難度。從制度上看，資料自身的特殊性決定了資料確權、定價、交易等孤立的形式並不能解決壟斷、隱私和公平等倫理問題，儘管相關立法在穩步進行，但現有立法在資料收集、處理使用、安全監管等方面仍未存在較好的解決辦法，在資料的價值與人類倫理上尋找新的平衡點也是當前立法面臨的巨大挑戰。
特區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是全國市場化發展中的普遍問題。在當前逆全球化逆流與國內雙迴圈格局凸顯的背景下，數字經濟已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佈局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的重要支撐。而正由於此，資料要素的市場化機制才顯得尤其重要，只有完善資料生產、流通、整合、應用、共享、開放、保護等數字經濟治理的制度體系和機制流程，才能迸發出數字經濟真正的活力。深圳，作為二次改革的排頭兵，如何在當前背景下探索和構建新型的資料要素市場機制與制度體系，成為了其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04
深圳資料要素市場化的下一步：政策發力與技術探索雙管齊下
實際上，在本次的綜合試點方案中，也從多角度對深圳當前存在問題提出了集中解決方案。
首先則是從頂層設計與政策層面發力，明確管理邊界與許可權。針對二元管理結構，實施方案明確了中央與地方的許可權邊界，強調深圳的地方責任的同時，賦予了深圳在新時期更高的獨立與直轄權，以清單批次授權方式賦予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一攬子推出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並提出支援在資本市場建設上先行先試與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增強了深圳在金融流動與土地市場改革的地方資源調整與配置權，增大了深圳在金融的二次開放程度。而近日數字人民幣在深圳羅湖區的內部試點測試，也從側面反映出深圳在接軌國際金融市場方面的對外開放決心。針對科技資源過度行政化配置，方案中提出將最佳化創新資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機制，實行非競爭性、競爭性“雙軌制”科研經費投入機制。
其次是深化資料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著重解決政府部門的資訊“孤島”問題，加快實現資料的開放和共享。在資料要素市場培育方面，資料產權制度的完善與探索則是加快資料市場化配置的必要途徑，需加快推進資料資訊公開和資訊共享立法，明確資料權所屬，透過立法構建資料市場化交易平臺。值得一提的是，粵港澳大灣區資料平臺的建設有助於打破當前資料的區域隔離，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要素便捷高效流動，從而有效利用灣區廣闊的數字市場空間。
表1 區塊鏈主要構件在資料要素中的作用
除政策發力外，技術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資料要素市場化的關鍵是在滿足資料安全性的條件下創造交易場景，區塊鏈天然具有確權優勢，可助力未確權定價的要素資源進入市場釋放經濟價值，解決資料要素痛點，與資料的交易場景高度契合。
近年來，深圳市大力發展區塊鏈產業，正是看中了區塊鏈特有的分散式特性、非對稱加密、可追溯等特性在資料要素運用中的突出優勢。具體而言，作為連結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的橋樑，區塊鏈在資料的確權、儲存、流通、使用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上表所示，在資料的穿透式確權中，區塊鏈將資料資產封裝為可上鍊的資料物件，透過唯一的賦碼機制確保資產唯一性，為每個資料資產確權。資料資產在流轉過程中可能發生合併、拆分，以確保權屬的連續性和可追溯性，使得資料市場的規範交易成為可能。在資料的儲存中，透過採用加密技術和分佈儲存技術，區塊鏈確保了資料的隱私不被洩露，資料分散式儲存更安全，更能滿足對未來市場變化迅速做出反應的要求。此外，作為一種技術制度安排，區塊鏈支撐資料要素髮揮價值不僅體現在公司內部和產業鏈上下游的高效協同上，還可有效建立合規有效的開放資料要素市場。
今年以來，在深圳市釋出的《市工業和資訊化局關於釋出2021年數字經濟產業扶持計劃申請指南的通知》、《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實施意見（2020—2025年）》等政策中均看到了區塊鏈的身影。
05
結語
最高層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上提到，“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演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在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數字經濟是我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新動能，是我國參與未來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方向，而資料的使用效力，不僅代表著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動力，也代表著世界的前沿競爭力。也因此，深圳在此的改革才顯得尤為重要。在當前背景下，深圳的改革開放不僅是深圳自己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全國深化改革的探路者，肩負著形成可複製可借鑑可推廣經驗的重大使命。
現在，作為全國的深圳，深圳將在市場經濟體制深化改革中再次揚帆起航，透過政策與技術的雙重發力，推動資料要素資源市場化高效配置，加快培育資料要素市場，開鑿資料商業價值，為我國資料生產力的釋放未來鑄就新一代的典型示範。
參考文獻：
深圳特區報，《數字經濟的深圳實踐：發展歷程與經驗啟示》
每日經濟，《深圳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發布“資料產權”和“資料隱私”被重點提及》
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40年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回顧與展望》
沈建光博士團隊，《釋放資料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