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潭按
原文作者龍白滔，編輯陶廬。數字經濟獨立研究員、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龍白滔博士在2萬字中展示了高階別的數字貨幣討論——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考察數字貨幣問題：全球性利益失衡和矛盾加劇以及技術的發展，推動了貨幣數字化的發展，激勵了中美分別以公共數字人民幣DC/EP和私營數字美元Libra的形式參與了這場全球數字貨幣競爭。所以這場競爭主要的緊張關係在於公共部門vs私營部門，以及東方的中國vs西方的美國。中國雖然有發展DC/EP多樣化的理由，但人民幣國際化是根本目標。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成功地將人民幣“排斥”在體系之外，人民幣不得不尋求發展新的空間。DC/EP作為全球第一個落地的（零售）央行數字貨幣計劃，中國這次真的領先了麼？Libra與全球監管歷經近一年的“磨合”，已經達成共識和默契，它實際上承擔了為美元體系“續命”並“狙擊”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歷史使命。這場波浪壯闊的競爭剛剛開始，它必將深刻地影響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未來，作者也在本文中對中國數字貨幣戰略提出了兩點積極建議：分享人民幣鑄幣權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貨幣體系；充分激勵和發揮全球私營部門的作用。
本文受到著名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任朱嘉明高度讚譽，並欣然點評《構建屬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貨幣體系》（點選閱讀）。希望本文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期待在數字貨幣領域，中國能誕生世界級的思想家。Enjoy!（桃花潭）
全文目錄
引言
DC/EP公開測試與Libra2.0白皮書同時釋出，不是巧合
中國發展DC/EP的多樣化動機
數字貨幣的政治經濟學視角
貨幣的本質
國際貨幣體系的頂層治理
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
美聯儲主宰了Libra的命運
央行數字貨幣的分類及其經濟學影響
去人民幣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缺席中國央行的CBDC工作小組
中國未被納入美元互換網路
中國這次真的領先了嗎？
國際化現狀：美元 vs 人民幣
已有金融基礎設施
公共部門主導vs私營部門主導
理論研究和實驗
標準
使用者基數
應用場景
技術
Libra2.0關鍵分析
單貨幣穩定幣LibraXYZ和多貨幣穩定幣LBR
Libra的監管
建設基於私人數字法幣和公共數字法幣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
LBR成為全球主導貨幣的可能性
透過智慧合約賦能社羣構造和執行數字金融基礎設施
Libra上線時間表
Libra總結
DC/EP的下一步
建議
分享人民幣鑄幣權，共建屬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貨幣體系
充分激勵和發揮全球私營部門的作用
正文
2020年5月28日，《貨幣冷戰》（點選閱讀書評）一書將隆重上市。作者David Birch是享譽全球的數字身份和數字貨幣領域思想領袖，他在書中預言：不久的將來，網路空間將爆發一場貨幣新冷戰，例如，Facebook的私人貨幣Libra對抗中國的公共貨幣DC/EP、對抗數字歐元。筆者認為，David Birch的對抗與冷戰腔調，短期也許會吸引一部分人的眼球，長遠而言卻偏離了21世紀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了人類更加美好的明天有序競合的主基調。20世紀是對抗、戰爭的世紀，是強食弱、富掠貧、大凌小的世紀，持續數十年的“冷戰”給全人類帶來的痛苦遠遠大於福祉，我們絕不應該重蹈覆轍。21世紀是和平、發展、生態的世紀，是人類揚棄野蠻粗暴的冷戰思維擁抱有序競合思維的世紀。“機會面前競爭，危機面前合作”是當今世界任何領域的共建者都應當具備的胸懷和態度，數字貨幣領域自然應當如此。在即將到來的貨幣數字化大潮中，美歐中各經濟體應積極籌劃、充分參與，在“為全人類建立更公平、穩定的貨幣體系”這一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訴求的共識指引下，共同完善博弈機制和規則，創造美好的未來。筆者認為，數字貨幣領域競合的主角將是私人數字美元Libra和公共數字人民幣DC/EP。
引言
2020年4月全球數字貨幣世界熱鬧非凡的一個月。自2019年6月以來，Libra協會遭到了美國國會和全球監管的輪番“蹂躪”。2020年4月，Libra2.0版白皮書正式釋出，與2019年6月Libra 1.0版白皮書釋出後的情形如出一轍，各式關於Libra2.0版白皮書的解析性內容，剎那間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充斥了各式媒體的版面，可謂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接。
筆者無意對Libra2.0進行全面解讀。第一，無數同好已經勤勉地做好了這件事情；第二，筆者2020年4月出版的新書《數字貨幣：從石板經濟到數字經濟的傳承與創新》（以下簡稱《數字貨幣》），以及筆者從去年6月中旬到年底的幾篇文章，已經對Libra現在的選擇進行了非常精確地預判。
筆者2019年6月28日首發於巴位元的《從貨幣金融體系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評價Libra》（以下簡稱《評價Libra》）判斷：Libra代表了法幣體系利益，它並不挑戰傳統商業銀行；包括美聯儲、歐洲央行、國際清算銀行和歐洲央行等在內的全球監管社羣並不會實質性地反對Libra；美聯儲實際上很喜歡Libra；Libra將於五年內轉向無許可公鏈的計劃沒有意義；Libra存在較大的金融穩定性風險，包括儲備管理能力不足、總體損失吸收能力欠缺、流動性錯配和期限錯配的風險、影子銀行的風險等；Libra的治理是表面民主化，其實完全受控於中心化的Libra協會。
筆者2019年10月首發於《財經》的《美元的Libra，美元的未來》（以下簡稱《美元的Libra》）則進一步系統地闡述了Libra與美元的關係，明確指出Libra不可能創造一種全新的記賬單位，而是大概率單一錨定美元，成為事實上的“美元數字貨幣”。《美元的Libra》一文明確指出，G7在完成《全球穩定幣調查報告》之後，會把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的制訂工作移交給G20框架下的FSB，文章預告了監管政策建議草案將於2020年4月提交給G20，而這其實是全球監管社羣在為Libra的上線掃清法律和監管障礙；文章同時指出，考慮到Libra協會與監管社羣的密切交流與合作，合規可能成為Libra上線時最大競爭優勢。
筆者2019和2020年跨年作品《央行數字貨幣——全球共識與分裂》（以下簡稱《共識與分裂》）指出，為提升Libra的法律明確性、加強其治理屬性並降低金融穩定性風險，Libra可能簡化其儲備管理機制。由於這會嚴重削弱Libra盈利能力，因此Libra協會刪除了“向Libra協會成員支付分紅”的描述。
筆者在提交於2019年12月的《數字貨幣》底稿中就已經明確指出，Libra會在瑞士或新加坡率先上線。
有鑑於此，筆者無意再全面解讀Libra2.0白皮書，本文旨在以更巨集觀的視角考察全球數字貨幣競爭的緣起與現狀，並推斷一下未來全球數字貨幣可能的競合格局。
DC/EP公開測試與
Libra2.0白皮書同時釋出
不是巧合
就在DC/EP公開測試與Libra2.0白皮書釋出這兩件事情的前兩天，FSB向G20提交了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草案。我們也許更應該把這三件事情聯絡在一起來看，它們差不多同時發生，自然不是一種巧合：這更可能是全球監管社羣、Libra協會和中國央行都按照各自編排好的劇本，輪番上場演奏而成的全球貨幣競爭交響樂序曲。
2019年10月份FSB就已經制訂了工作計劃： 2020年4月提交全球穩定幣的監管政策建議草案，2020年7月形成正式文字。受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FSB才將正式文字的提交時間推遲到2020年10月。G7/G20-FSB穩定幣工作組負責人Benoît Cœuré在2019年10月表示，“全球金融監管機構沒有計劃禁止Facebook Libra或其它穩定幣，但這些以官方貨幣為支撐的數字貨幣必須符合最高的監管標準”。在2020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Davos-WEF）上，Cœuré再次宣稱，Libra沒有失敗，監管社羣一直在與Facebook討論。因此，在FSB提交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的階段性成果時，Libra協會更新白皮書並向瑞士監管當局申請合規運營牌照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中國央行的DC/EP計劃始於2014年年底，中間經歷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沉寂，致使2019年初還是“雷聲大雨點小”，未見任何實質性進展；“巧合”的是，2019年6月Libra白皮書釋出不久，中國央行即宣佈“加速DC/EP程序”。雖然學術界也曾表達過類似“擔心Libra會影響人民幣國際化，某種意義上是杞人憂天”這樣的觀點，但穆長春司長明確表示，Libra上線後，中國央行無法對它進行有效監管；Libra會侵蝕人民幣主權。因此比較合理的推測是，中國央行將Libra視為針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挑戰，並且對人民幣主權有侵蝕，所以加速推出DC/EP予以應對。由此可見，DC/EP作為Libra的應對方案，天然肩負“對外提升人民幣國際化實力，對內保護人民幣主權”重任。中國央行與BIS/ FSB等全球監管社羣一直保持密切溝通，自然瞭解FSB本月的釋出計劃並且能夠推測Libra協會相應地會有重要進展，因此“同步”地釋出DC/EP公開測試的相關資訊，也是情勢所然、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此，DC/EP釋出蘇州農行測試計劃之前的一週，筆者即已從相關渠道獲悉DC/EP將從諸如公交車刷卡之類境內封閉場景開始測試，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發展DC/EP的多樣化動機
中國是所有經濟體中發展央行數字貨幣（CBDC）動機最為多樣化的國家。這也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筆者的基本觀點是DC/EP雖然有很多中短期目標，但其根本目標在於提升人民幣國際化實力。筆者與某大咖在微信群就此話題展開爭論時，對方竟然亮出其與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某位領導的微信對話截圖來駁斥筆者的觀點。筆者只能啞然失笑。《孫子兵法·始記篇》有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大國必定有隱藏其戰略意圖的動機；央行官員怎麼可以公開承認或者否認這些論斷呢？只有筆者這等“無關人士”才可以公開地從戰略高度進行研判並表達近乎胡言亂語的“觀點”啊！
2019年8月筆者首發《財經》的《央行法定數字貨幣實踐中的風險防範》一文清晰地解釋了發展CBDC（在中國是DC/EP）能夠全面、顯著地提升央行管控貨幣體系的能力：
……央行可更好地管理貨幣的創造和供給，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加有效，提升央行應對商業週期的能力；基於區塊鏈技術的支付和清算體系的降本增效；央行獲得更強的貨幣體系管控能力，如使用者洞察、反洗錢、反恐融資和定向功能（如定向降準和定向貨幣投放）等……筆者以及一些業內專家建議，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成為CBDC最核心目標……
央行大幅提升精確控制貨幣體系的能力，可以顯著提升金融穩定性並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一個穩定而可持續發展的貨幣體系，是全人類的福祉。美聯儲無限制放水的背景下，近段時間多國貨幣瘋狂貶值：土耳其新里拉貶值15%、俄羅斯盧布貶值19%、墨西哥比索貶值22%、巴西雷亞爾貶值24%、南非蘭特貶值26%.....大有“美元一開印，各國貨幣爭先恐後貶值”之意。如果您瞭解這些，相信您就會知道一個穩定而可持續發展的貨幣體系是多麼可貴。顯而易見的一個推理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央行若能借DC/EP建立穩定並可持續發展的人民幣貨幣體系，對他國人民的吸引力將趨於無窮大。
DC/EP是代幣化（本文也稱為“數字化”）央行貨幣。數字化以後的央行貨幣將具備如下特性和優點，並藉此大大提升DC/EP在國際化場景下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第一，易獲取。以前貨幣（除現金）都是與銀行賬戶關聯的，現在只需要一個鏈上地址，任何地方都可以獲得，這意味著海外的非居民將更容易獲得和使用DC/EP。
第二，穿透力強。數字化以後的貨幣更容易穿透邊界，包括地理邊界、司法和貨幣邊界。Libra上線以後，中國央行實際上沒辦法對它進行有效監管，反過來也是對等的，人民幣數字化以後要在傳統美元的影響力範圍去拓展，同樣具備極強的穿透力。這種穿透力是一柄雙刃劍，競爭雙方都可以作為自身的競爭優勢。
第三，消除中介。區塊鏈的點對點價值傳遞消除了金融中介的需要，智慧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貨幣轉移或兌換的邏輯。因此DC/EP在跨境、跨機構支付場景中，成本更低、速度更快、使用者體驗更好。
第四，DC/EP可能發展成為全球化的支付和清算基礎設施。它為中國或者為使用DC/EP的其它國家規避美國基於SWIFT對他國的美元經濟進行監控並實施長臂管轄，提供了可能。
2014年前後人民幣國際化進入一個相對低潮階段。中國央行領導層可能覺得在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人民幣國際化空間有限，而基於數字貨幣的新型金融基礎設施可能削弱美國透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發揮其軟實力。因此中國央行領導層可能視央行數字貨幣為提升人民幣國際化實力的新機會。
另外，2018年統計資料顯示，支付寶和騰訊支付佔據了中國移動支付市場93%以上份額，中國城市居民已經習慣於不攜帶現金而完全依賴移動支付手段。這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是獨一無二的。這也許是中國央行發展DC/EP的另一個原因。國內第三方支付的快速發展顯著減少了對現金的需求，作為應對措施，央行需要一種在必要時能夠將其貨幣權威傳導至所有公民和企業的手段。
更大的可能是，中國央行發展DC/EP的理由並非“一錘定音”，最初只有一些相對模糊的戰略性假設或目標，隨著國內外環境的不斷變化、相關實驗和研究的次第展開，才讓模糊的戰略性假設或目標逐漸變得清晰，最終形成了研發DC/EP的決心。
綜上可知，前述所有這些或模糊或清晰的因素，匯聚成中國央行鐵定決心發行DC/EP的內因；Libra1.0白皮書的推出則像一根具有決定性的導火索，成了中國高調推出DC/EP的主要外因。
數字貨幣的政治經濟學視角
Benoît Cœuré在今年Davos-WEF上表示：
數字貨幣，特別是央行數字貨幣，根本上來說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有關滿足需求，有關制定原則，有關使之在國際上一致。因為我對它是否使用了區塊鏈技術，或者使用了哪種PoW演算法，並不感到興奮。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就會發生。從根本上來說，這不是技術的討論。
確實，如果把數字貨幣的競爭看做是關於加密貨幣和區塊鏈、關於雜湊率和金鑰長度的技術討論，那就大錯特錯了。數字貨幣競爭的高階別討論遠遠超出了新時代的虛擬邊界，它更多地強呼叫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考察數字貨幣的問題，例如：貨幣的本質、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推動貨幣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因素、國際貨幣體系的治理格局、Libra命運的決策者以及CBDC的分類和經濟學影響等。
貨幣的本質
貨幣本質是債權而不是商品，近幾日橋水掌門人Ray Dalio的2萬字長文《從貨幣、信貸與債務看變化中的世界秩序》就很好解釋了這個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的頂層治理
主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頂層設計的是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等歐美主要貨幣當局以及諸如國際清算銀行（BIS）、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之類標準制定機構中的權力精英，這個群體信奉全球一體化，代表了“不代表任何主權國家和民族的跨國資本集團”的利益。美聯儲處於這個群體的核心。過去20年，每一次金融危機都加強了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地位，此次由新冠肺炎疫情和石油黑天鵝觸發的全球金融動盪同樣如此。
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
David Birch在《貨幣冷戰》指出，現存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本質上是根據特定政治、經濟和技術背景臨時商定的制度安排。因此，貨幣必然隨著這些背景的改變而改變。
全球性利益失衡和矛盾加劇，導致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根本性變化。自加入WTO以後，中國從最初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到現在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國。中國30年來崛起以及全球化狂飆後對新的民族國家生存法則及空間的渴望，已經被美國國內精英認為可以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世界政治格局從90年代後的美國一家獨大向“美中”兩國領導世界的趨勢發展，中國也在透過“一帶一路”拓展新的國際空間。中國近30年的快速成長，對新全球化格局越來越強的影響力和不對稱的話語權（尤其是金融領域的話語權），都在讓全球性利益失衡和矛盾加劇。美元透過數次金融危機，確實加強了其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能力、鞏固了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地位，但是基於債務的經濟也幾乎同時耗盡了歐美央行所有傳統貨幣政策的騰挪空間。人工智慧、區塊鏈、雲端計算和大資料等技術的發展，又賦予中國經濟“打不死的光頭強”一般的韌性和巨大的增長空間。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又進一步惡化了世界格局重新平衡的可能性，美國正在失去面對全球公共事務時所應具備的全球領導力。數字化、逆全球化、再全球化、去中國化……在日益多元而複雜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中美都緊緊咬住各自的貨幣數字化戰略、絲毫沒有鬆懈。也許正是如此，我們才有幸於2020年4月親眼目睹DC/EP和Libra“不約而同”登臺宣發數字貨幣方面進展的世紀景觀。
2019年8月時任英格蘭銀行行長Mark Carney在美聯儲學術會議上稱，基於美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不可持續，而最有可能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全球主導貨幣的是人民幣。但Carney認為，歷史經驗表明，一種全球主導貨幣代替另一種的過程，一般都充滿了戰爭和災難，因此更理想的替代方案是一籃子的合成霸權貨幣，由多個CBDC的網路組成，並由公共部門運營。當然我們有理由認為Carney並不是在詛咒美元的消亡，合理的解釋是，他所在的精英群體已經深刻洞察到美元體系的積重難返以及人民幣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因此在未雨綢繆為未來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規劃藍圖。Carney的“想象”並非異想天開，既有IMF/SDR的現實基礎，也有代表貨幣數字革命的實踐者Libra。
美聯儲主宰了Libra的命運
《美元的Libra》中指出，美聯儲是實際上Libra命運的主宰者，Libra在白皮書釋出之前就應該與美聯儲達成了“私人數字美元”的共識。《共識與分裂》指出，Libra在美國國會的遭遇只是“政治秀”和“茶壺風暴”。《美元的Libra》解釋了為什麼美聯儲會對Libra“情有獨鍾”。
（一）Libra的穩定幣發行機制基於美元法幣M2，沒有M0創造，因此保護了商業銀行的利益。（二）Libra使用區塊鏈和智慧合約技術，不僅讓美聯儲可以提升支付清算基礎設施的效率和降低成本，還能夠極大增強美聯儲對貨幣體系的管控能力。中國政府有多喜歡區塊鏈，美聯儲就有多喜歡Libra。（三）Libra現在掛鉤單一法幣和基於法幣存託的儲備管理機制，沒有創造新的記賬單位，維護了美元的貨幣權威。（四）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存在根本性的脆弱性，美元面臨被廣泛批評的窘境。Libra已經被成功塑造為“挑戰美元霸權，遭受無情打壓”的悲情英雄形象，沒有比Libra更合適的擋箭牌了。（五）Facebook擁有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活躍使用者基數，具有潛在的全球規模和範圍。因此Libra是能夠與中國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相匹敵的支付和數字貨幣方案。（六）美聯儲認為數字技術的使用者接受速度可能超過歷史上任何技術被使用者接受的速度，例如電話用了40年才進入80%的美國家庭，網際網路13年，智慧手機少於10年，數字貨幣可能會更快。（七）Libra的數字優勢，可能帶來“數字美元化”的效果。在經濟上或者社交上對Facebook生態開放的經濟體，即使它擁有健全的貨幣體系，也容易受到“數字美元化”的影響。因此，對於美聯儲，沒有比Libra更好用的進攻武器了，在需要將貨幣作為一種武器的時候。
2019年9月，筆者與阿爾山金融科技的負責人討論，一致認為美聯儲和扎克伯格在以政治手段推進Libra。連筆者這種非金融科班都能看出來Libra白皮書的種種不可能，為什麼被寫到白皮書裡面呢？
第一，交易的“藝術”，或者說是“高開低走”的伎倆。
特朗普《交易的藝術》第一條開宗明義：先開一個天高的要求，然後妥協到事先就預期能達成的目標。扎克伯格對此可謂心領神會了。
第二，塑造“挑戰美元霸權的悲情英雄”形象，或者說是噁心至極的雙簧。
美元作為全球主導貨幣，其霸權形象並不受人歡迎，甚至受到美國盟友的批評。如果Libra在第一時間就向世界亮明其作為“美元爪牙”的底牌，勢必引發全球的負面情緒從而影響其採納度。更好的策略是“心是口非”、故作忸怩，身體上做一定程度的抗爭最終不得不屈服美聯儲的淫威，這樣既達到“私人數字美元”的目標，也維持了“挑戰美元霸權的悲情英雄”形象，贏得了世界範圍內的同情。還有什麼比得了便宜還賣乖的結果更好呢？從鋪天蓋地的評論可以看出，仍有不少評論員對Libra的“妥協”抱同情和理解態度，殊不知這恰恰是美聯儲和Libra最想要的結果。
央行數字貨幣的分類及其經濟學影響
有關CBDC採取的形式，公眾和金融機構對此的預期有很大不同。從長遠看，CBDC有兩種不同用途可能並存。批發CBDC用於金融機構參與者之間的支付，他們會使用區塊鏈技術及其所有潛力（尤其是智慧合約）。金融機構已經透過他們在央行持有的銀行賬戶（即準備金賬戶）以數字形式訪問央行貨幣，因此批發CBDC相當於央行準備金的“代幣化”。它能夠提高金融部門的生產效率，對現有貨幣政策幾乎沒有影響。零售CBDC針對普通大眾，更適合零售交易。零售CBDC可能會削弱商業銀行創造貨幣的權力，對流動性、盈利能力和銀行中介行為產生潛在的負面外部性。無論零售CBDC是否作為一種新的、獨立的貨幣工具，它都可能帶來潛在的金融穩定性風險：如銀行存款大規模和/或突然轉換為CBDC而造成的“擠兌”。同時CBDC還會削弱已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如不能精確控制基準利率和流動性供給。因此各國央行對零售CBDC持更謹慎的態度。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對CBDC採取了不同的策略，這背後體現了他們各自在全球貨幣金融體系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在面臨貨幣和支付挑戰時，維護貨幣主權和保護商業銀行利益的複雜均衡。
去人民幣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近日有新聞稱，高盛和摩根等7家券商已完成工商變更，成為外資控股公司，一些國人在慶幸中國終於全面融入國際金融體系。這些事實都是幻覺，實際上，去人民幣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是既成事實。
缺席中國央行的CBDC工作小組
全球監管社羣擔心CBDC的引入為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引入額外的碎片化，因為它已經足夠碎片化。因此他們迫切希望確保不同央行以一致的方式進行CBDC。2020年1月加英日瑞瑞歐六家央行與BIS成立了小組以評估CBDC的使用案例和跨境互操作性，中國央行缺席其中。
中國央行在CBDC實踐方面處於前沿。中國央行也積極參與併為FSB/BIS相關工作組貢獻中國經驗，例如穆長春司長為金融科技和大型科技企業對金融穩定的影響和批發代幣的應用案例等工作貢獻了中國經驗。G7/FSB穩定幣工作組主席Benoît Cœuré稱，BIS希望把各國央行“團結起來”，避免各國不同的CBDC方式為全球金融體系“帶來額外的碎片化”，並表示：“中國是一個全球基準，也是獨一無二的，所以BIS必須看看中國在做的事情有什麼好處，以及什麼可以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用於好的目的”。話雖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央行並沒有參與FSB主導的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制定的工作，也缺席了在BIS/CPMI框架下多國央行組成的CBDC工作小組。FSB穩定幣工作組和BIS/CPMI是目前在穩定幣和CBDC方面最權威的標準制定組織。考慮到2019年10月G7提交給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的《全球穩定幣評估報告》亦獲得了中方認可，中國似乎並無強烈理由把自己排斥於該項工作的後續——即FSB穩定幣工作組和BIS/CPMI的CBDC小組——之外，因此可能的原因是中國並沒有被邀請參與其中。
中國未被納入美元互換網路
Perry Mehrling描述的美元主導的層次化國際貨幣體系如下圖所示：位於最頂層的是全球主導貨幣美元，其次是美英加瑞（士）日歐央行之間的常設、並且無額度限制的C6貨幣互換協議、再其次是其它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和區域性流動性池（如清邁協議、歐洲貨幣聯盟或IMF信貸額度）、接下來分別是國內貨幣和國內信貸。任何國家央行可以透過與C6任何成員的雙邊互換協議，或透過其他區域性流動性池，獲得美元流動性支援，否則他們只能透過囤積美元的方式來創造美元流動性。中美間沒有貨幣互換協議，中國透過與英日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能夠訪問到美元全球流動性支援。因此在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層次中，人民幣位於C6貨幣互換協議之下。
美元主導的層次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此次救市，美聯儲還將總額為45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臨時擴充套件到其它九家央行（與C6平行）。耶倫表示，“考慮到一些政治因素，美聯儲可能不會將新興市場國家納入貨幣互換的範圍”。但這九家央行的國家包括墨西哥、巴西和韓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因此，這項政治化安排僅僅為排斥人民幣。
貨幣互換協議本質上是協議雙方向對方讓渡鑄幣權的安排，即以己方貨幣作為抵押向對方借入對方貨幣。因此當作為全球主導貨幣的美元進行增發時，與美聯儲有貨幣互換額度的央行能夠緩解或避免因美元增發導致己方貨幣相對（美元）購買力的減少或相對國家財富的減少。在美元主導全球貨幣體系的現實情況下，是否與美聯儲擁有貨幣互換協議以及互換額度的大小實質上成為了一項政治安排——即美國可以透過增發美元削弱他國貨幣購買力和收割其財富，這也能有效阻止他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美聯儲既已加冕為事實上的“全球央行”，卻在履行職責時採取雙標和玩弄政治。
這些貨幣互換協議（C6以及美聯儲與九家央行的臨時貨幣互換額度）有助於在全球層面將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緊密結合在一起。作為全球第二大美債持有人和最大美元外匯儲備持有人，中國央行並沒有加入這些貨幣互換協議。近期，IMF在努力提議新的SDR分配，但美國反對IMF向中國和伊朗的大量流動性支援。這表明，美國在加速呈現逆全球化和去人民幣化。這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更大的挑戰。
中國未能加入美元的貨幣互換網路，中國央行缺席BIS與六家央行的CBDC工作小組，這兩件事情看似孤立，實質上反應了人民幣已經被隔離於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之外的事實。中國的應對之策，除在現有國際貨幣層次結構上爭取機會外，更應主動積極開闢新的空間——推動再全球化，與更廣泛的夥伴設立公平、公正、可信的貨幣互換協議，建立並推動人民幣主導的國際貨幣新秩序。
中國這次真的領先了嗎？
由於政治體制差異，中美貨幣數字化戰略取向截然不同。美國推崇“小政府大市場”，所以數字貨幣的發展更多是由央行貨幣在後面做支援，並由Libra等私人數字貨幣充當前鋒；中國是公有制政治體制，所以央行一直強調自上而下地推行央行法定數字貨幣並否認任何私營數字貨幣提案。從對批發vs零售型別CBDC的選擇，我們可以體會到兩種政治體制在數字貨幣競爭中採取的截然不同的策略。因此，美元與人民幣在數字時代的競爭，更多地會發生在“中國以央行代表的DC/EP”與“歐美以私營部門代表的Libra”之間。
也許DC/EP確實是全球首個落地的（零售）CBDC吧，當前國內瀰漫著一股不切實際的自豪感——這一次真的領先了！但是，事實究竟如何？筆者嘗試從國際化現狀、已有金融基礎設施、公共和私營部門主導、理論研究和實驗、標準、人口基數、場景和技術等維度做一次儘可能全面而真實的比較。
國際化現狀：美元 vs 人民幣
評價某種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一般是看其作為國際支付、計價和儲備工具所佔百分比。美國GDP約佔全球25%，但美元佔據全球50%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支付，國際金融交易44%（單邊）、全球儲備貨幣約60%。中國GDP約佔全球六分之一，目前人民幣計價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少於2%，尤其在過去6至7年間，人民幣國際支付的比例一直在2%以內徘徊，佔比和排名沒有明顯變化；全球儲備貨幣佔比比也少於2%。在特別提款權（SDR）中美元和人民幣的權重分別為41.73%和10.92%，看起來差距小了很多，但SDR一直沒有得到實際廣泛用途。
因此，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和儲備貨幣的地位，與中國佔全球經濟總量六分之一的地位嚴重不相稱。類似Libra的全球穩定幣的出現，不僅可能侵蝕人民幣貨幣主權，更有可能進一步擠壓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
數字化人民幣雖然可能削弱美國透過現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發揮其軟實力，但貨幣物理形態的變化並不能在短時間內顯著改變國際貨幣競爭的基本面。從歷史上來看，任何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第一步，都是取得得國際支付中的主導地位。中國國際貿易“大”而“不強”，鉅額的貿易量並沒有提升提國際支付對人民幣的需求，人民幣離岸市場也主要由套利驅動而並不是服務於基於人民幣的商品和服務貿易。
已有金融基礎設施
在已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代表美元在全球大殺四方的是“私人美元”和“歐洲美元”；美元分為在岸和離岸兩個市場，在岸是公共美元和私人美元，而離岸美元主要是歐洲美元。在美歐等金融發達地區，私人貨幣市場在正常時期能夠吸收國際支付結算淨額的波動，透過擴大和收縮短期國際信貸提供流動性。這樣，每個全球一體化的貨幣市場都有自己與國家貨幣的聯絡點。例如，歐洲美元實際上是承諾支付私人發行的美國銀行貨幣，而美國銀行貨幣最終是承諾支付公開發行的美元。當然，在金融危機期間，貨幣市場失靈，發達經濟體的央行不得不透過擴大資產負債表來承擔這一角色（即作為“最終交易商”參與做市）。
反觀中國，由於目前國內貨幣市場和國內銀行體系欠發達，不具備深度和流動性市場，因此，吸收國際收支波動的任務就落到了中國央行身上，央行必須使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作為“第一交易商”參與做市。如果沒有得益於中國經濟增長因而相對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空間，以及足夠大的外匯儲備作為緩衝墊，人民幣匯率可能會有更大的波動。人民幣離岸市場市也不盡如人意，它主要靠套利驅動而不是靠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或者金融交易來驅動。新經濟思想學會和Perry Mehrling的研究報告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目標“似乎是建立一個強大的私人市場，使其有能力吸收其中一些風險。然而，在缺少人民幣計價的資本市場時，離岸貨幣市場可能還不夠”。
私人商業銀行和私人貨幣市場體系等金融基礎設施的作用，相當於全球私營部門透過商業銀行和市場化金融（即影子銀行）與美聯儲分享了美元鑄幣權，透過吸收美元國際收支的波動性而獲得了風險收益——“鑄幣稅”。所以，私人美元和離岸美元本質上是調集了全球私人資本分攤美元貨幣體系的風險和收益。當然，並不是所有私營部門無門檻或在機會均等的情形下參與其中，少數跨國資本影響和控制了美元的創造和供給。即便如此，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全球私人資本參與分攤美元體系風險和利益的積極性。
公共部門主導vs私營部門主導
因為代表了公眾利益，中國央行更果斷地在發展CBDC的型別上選擇了更具顛覆性但對央行和公眾有更大潛在收益的零售型方案。由於央行藉此可以全面加強自身對貨幣體系的管控能力，並實現更好的金融穩定性，因此DC/EP從根本上提升了人民幣國際化實力。這是由公共部門主導帶來的優勢。但極其濃郁的主權色彩，使DC/EP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下面臨“不夠市場化”的批評，並可能引起部分地區和國家對人民幣的警惕，這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不利因素。由公共部門主導，亦可能無法充分發揮全球私營部門的能動性，例如參與建立離岸人民幣所需的強大的私人貨幣市場，或者參與數字貨幣技術和業務創新。一個合乎邏輯的推理是，人民幣國際化僅靠中國政府或民間力量很難幹成，必須依靠全球公共部門、政府和私營部門等多方力量協同方可成一定氣候。
國際央行社羣的普遍共識是，應當監管並激勵私營部門，大部分創新由私營部門驅動。在今年的Davos-WEF數字貨幣圓桌會議上，Cœuré就明示，“貨幣生態系統必須是公共和私人解決方案的混合體。技術變革通常來自競爭，來自私營部門，它通常不來自公共部門。大部分創新，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將由私人玩家提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則稱，“由於新技術和創業精神的激勵”，私營部門進行的“一系列創新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體系提供了支援”。
私營部門主導的Libra方案，雖然本質上體現了美元利益，但其商業中性和促進競爭的形象，特別是“挑戰美元霸權的悲情英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更容易獲得全球範圍的認同。除此之外，私營部門主導能夠更有效激發私營部門能動性。但根本上，Libra建基於基美元法幣體系，這就決定了它創新的侷限性——不能改變銀行業根本利益格局。這是歐美央行當前在零售型CBDC面前躊躇不前的根本原因，所以也限制了他們從貨幣數字化大潮中所能獲取的潛在收益。
貨幣數字化大潮中，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取得平衡非常重要，但針對他們之間的邊界，央行社羣尚未形成共識。公共部門需要在充分考量私營部門可能無法解決的各種重要問題的前提下，提供一個儘可能正確而清晰的框架。例如，要盡最大可能避免大公司侵犯使用者主權、充分保護使用者的資料主權。Shanmugaratnam在Davos-WEF稱，“數字貨幣系統將是一個公私混合的系統，這種混合系統將面臨嚴格的公共監管……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公共部門將成為基礎設施和所有數字代幣的提供者”。中國央行行長易綱在近期“財新論壇”稱，人民幣國際化主要依靠市場驅動，平等競爭，央行的重點是提供基礎設施，減少對人民幣使用的限制，由市場來決定使用何種貨幣。英格蘭銀行副行長、BIS/CPMI主席Jon Cunliffe在其重要發言《是時候談談貨幣了》中稱，要定義CBDC的功能，需要討論“公共和私人的邊界在哪裡”。他認為，貨幣的形式一直在演進，貨幣形式變化的影響超出了金融和經濟的範圍，並需要政治當局參與有關“公共部門的作用”的討論。
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邊界還涉及到效率和公平性的複雜均衡。貨幣體系的效率和公平性，誰應優先？不同貨幣學派、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給出的答案都不一樣。這些都是政治經濟學層面的問題。
簡而言之，評判公共部門或私營部門主導貨幣數字化孰優孰劣，目前尚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但公共部門主導的數字貨幣方案可能會在大幅提升央行貨幣管控能力以達到更優的金融穩定性前提下，更傾向於滿足國內公眾的利益訴求；私營部門主導的方案則會更加有利於競爭和推動創新，並激勵全球範圍內的資源參與分攤該貨幣體系的風險和收益。以DC/EP為例，如果適當放寬私營部門的參與度，將有利於減少人民幣國際收支波動對貨幣體系的衝擊、推動人民幣數字貨幣生態的創新。總而言之，在貨幣數字化程序中，公共和私營部門的邊界目前並不清晰，要取得有效平衡還需廣泛的討論。
理論研究和實驗
雖然中國於2014年底開始了CBDC相關研究，但鮮見中國央行在CBDC理論領域公開發表重要學術成果。雖然高度警惕零售CBDC對商業銀行的負面作用，但歐美央行並不迴避相關的理論研究和實驗，他們的學者實際上引領了CBDC理論研究。例如，英格蘭銀行的Michael kumhof和Clare Noone有關CBDC設計基本原則的論文、Michael Kumhof與John Barrdear有關CBDC經濟學影響分析的論文，被譽為“CBDC必讀之作”；歐洲央行的Ulrich Bindseil提出的分層（付息）CBDC方案較好的地平衡了零售CBDC潛在的經濟學收益和對商業銀行商業模式的破壞，國內學者趙燕菁和吳桐隨後也提出了相似方案。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已經明確表示“5年內不發行（零售）CBDC”，但美聯儲理事Lael Brainard同時表示美聯儲“將對CBDC進行積極研究和實驗”。歐洲央行執委Yves Mersch則表示，歐洲央行積極對零售CBDC進行了理論研究和實驗，以確保在需要的時候隨時可用，讓政治家們去決定是否以及何時採用零售CBDC。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合作的Stella專案已經進展了四期，並在代幣化支付結算方面獲得了豐富的實驗成果。截至2020年2月底，中國央行為DC/EP專案申請了84項專利；由於缺乏歐美央行這方面的統計資料，我們只能謹慎地斷定：中國央行在CBDC實驗和落地方面暫時領先。
標準
“去人民幣化的國際貨幣體系”一節描述了BIS牽頭六家央行組成CBDC小組並將中國央行排斥在外。。他們計劃在法律、應用和技術等方面遵循共同的標準以實現各家CBDC的互操作性。因此，即使搶先落地，DC/EP也是一個“孤立”體系，缺乏與其它國際貨幣體系的互操作性。因應不當，只會在美元為首構成的“貨幣島鏈”之中，造就又一個“貨幣孤島”。
使用者基數
顯而易見，Facebook生態坐擁28億全球使用者，加上Libra協會成員生態使用者，Libra潛在的使用者基數非常驚人。在某些情況下，Libra還可能“倒吸”相當一部分中國境內使用者。而DC/EP短期內，也許只能服務中國境內的16億居民。作為法定貨幣，DC/EP在國內透過法律和行政手段很容易實現全覆蓋，這點自不待言；但在境外，DC/EP短期能影響到的主要是華語地區使用者和“一帶一路”部分國家的使用者。從使用者基數來看，DC/EP並不佔據顯著優勢；相反，也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會處於落後局面。
應用場景
Libra的應用場景“自然而然”地將覆蓋Facebook網路平臺上當前提供的各種經濟、社交場景，還可能覆蓋Libra協會會員提供的各式潛在場景，例如普惠金融。透過DC/EP當前在蘇州和雄安新區的測試，我們可以感受到DC/EP目前主要聚焦於零售支付場景。從相關報道可以瞭解到，央行正在拓展DC/EP的應用場景：比如跨境、跨機構支付和清結算等場景。當然，DC/EP還可透過與支付寶、騰訊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深度繫結，發揮中國大型科技公司已經建立的諸多場景優勢。但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Facebook可以說天然地具有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魅力，亦即對中國使用者也有天然吸引力。反之，中國網路平臺大多帶有濃郁的中國文化色彩，並且隱含著一種源於文化觀層面的缺陷——對隱私權的極度漠視乃至根本性的無視。中國移動App主要在華語地區有影響力。目前唯一真正具有跨文化、跨國影響力的抖音海外版本Tiktok，其實完全由國外團隊運營。這一切無不表明，基於中華文化的移動應用對國際使用者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筆者近期短評《數字貨幣的終極決定力量是人口基數和文化觀》已經說明，應用場景本質上是文化觀的反映。DC/EP目前所能影響、滲透和覆蓋的應用場景，尚缺乏足夠的跨文化吸引力。各國或不同文化在隱私維度存在較大差異，這也限制了中國移動應用對海外使用者的吸引力。
技術
筆者認為很難從技術層面對DC/EP vs Libra進行完整評價，但為比較的完整性保留在此處。
Libra的程式語言Move全面支援智慧合約，可以非常輕鬆地開發金融應用，私營部門可以廣泛參與從而極大地豐富Libra的金融生態，因此具有顯著優勢。私營部門的廣泛參與，與私人貨幣市場吸收美元國際收支波動以穩定美元貨幣體系一樣，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智慧合約及其開發和執行環境完全開放並在聯盟鏈節點間共享，賦予Libra生態中的分散式智慧合約及相關應用強悍的信任勢能，Libra也有望藉此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金融基礎設施。DC/EP對智慧合約的支援相對有限。據央行介紹，DC/EP可能只會載入有限的、有利於發揮監管職能的智慧合約。即使是開放給非監管用途，央行也可能為載入智慧合約設定較高的准入門檻並限定使用場景。這可能會抑制私營部門基於DC/EP的業務創新。
Libra採用了聯盟鏈技術，或許可能帶來更好的系統穩定性和可擴充套件性。DC/EP僅在部分基礎設施採用了聯盟鏈技術，這可能會影響到系統穩定性和可擴充套件性。
DC/EP開發了極具特色的雙離線支付功能，雖然它並不是一個完全的技術解決方案，但為DC/EP提供了極端情況下（如斷網）的可用性，具有重要意義。Libra可能並沒有考慮這項需求。
DC/EP另一個顯著的技術優勢是充分融合了大資料和人工智慧技術。從公開報道可知，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已經與AI頭部企業商湯科技合作開發基於DC/EP的人工智慧應用，方便央行在巨集觀（如經濟行為統計）和微觀（如反洗錢、反非法金融活動、貨幣定向投放等）層面實施有效管控。透過及時獲取海量鮮活的金融交易資料，可以構建精準有效的機器學習模型；透過大資料的填喂與反饋，可將各種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模型部署至智慧合約。部署到智慧合約中的機器學習模型的推理部分所需算力微乎其微，但其所能提供的智慧效用則無窮大，因此這種模型的部署和應用具有巨大的價值，能夠顯著提升央行在巨集觀審慎和微觀審慎方面的能力，並且大幅提升央行響應市場變化和商業週期的敏捷性。但這項優勢是因為中國央行能夠跨越隱私保護的法律障礙以獲得足夠多的金融交易資料來支援大資料分析和人工智慧應用。同樣地，如果Libra協會或美聯儲能跨越隱私保護方面的法律障礙，他們也將迅速獲得這種能力。跨越這種障礙是有可能的，例如歐洲央行總裁Christine Lagarde在評價歐洲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時的優勢時稱，“隱私保護是我們（即歐洲央行）的優勢，也是我們唯一的優勢”。
Libra2.0關鍵分析
單貨幣穩定幣LibraXYZ
和多貨幣穩定幣LBR
Libra上線之初將發行錨定美元、英鎊、歐元或新加坡元的單貨幣穩定幣（本文會互動使用“單貨幣穩定幣”、“Libra穩定幣”和“LibraXYZ”三個術語），並將基於一組選定的單貨幣穩定幣的給定權重發行類SDR的多貨幣穩定幣LBR，以在非籃子貨幣國家場景裡，作為跨境結算工具或者作為“更中性和更少波動的貨幣替代”。
所以Libra的經濟學影響是，在美國、歐元區、日本、英國和新加坡等Libra籃子貨幣的司法轄區中，單貨幣穩定幣LibraXYZ將名副其實地成為這些司法轄區的“私人數字法幣”；值得注意的是，LibraXYZ不是基於央行M0的公共數字法幣（零售CBDC），而是基於M2的私人數字法幣。多貨幣穩定幣LBR在這些司法轄區沒有應用場景，因為在Libra網路上，無論是私人數字法幣還是各國央行直接發行的公共數字法幣，它們之間的互操作僅需要智慧合約，而不需要作為結算工具的LBR。在非Libra籃子貨幣司法轄區，LibraXYZ和LBR如果比本地貨幣強勢，將產生“貨幣替代”的效果。這當然比直接的“數字美元化”更具隱蔽性，看起來也好像更加“溫柔”而有人道主義味，但實際上與“數字美元化”效果一樣，會嚴重衝擊該國貨幣體系的金融穩定性並削弱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因而不過是一枚裹著Libra商標的糖衣核彈。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G7《全球穩定幣調查報告》中“全球穩定幣潛在的公共政策挑戰”一節的相關描述。LibraXYZ一落地，國際貨幣體系實際上就承認了“私人數字法幣”的合規選項。在零售CBDC對商業銀行具有潛在破壞性的前提下，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在零售CBDC面前舉棋不定但允許Libra高調發布就很好理解了。
由此可見，進入Libra貨幣籃子並被分配相應的權重，就成為了一項“自然而言”的政治安排。無需多言，這項安排服務於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哪些貨幣能夠進入Libra貨幣籃子？哪些必須拒之於“籃”外？這不由Libra協會決定，答案在美聯儲的貨幣互換網路。2013年美聯儲與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和加拿大央行設立了常設、無額度限制的C6貨幣互換協議；2020年3月美聯儲進一步將總額共計4500億美元的臨時貨幣互換額度拓展到九家貨幣當局——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麥、挪威和紐西蘭央行。這些貨幣互換協議將所有相關國家的貨幣體系在全球層面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組成了美元的全球網路。
如前所述，人民幣不可能進入Libra貨幣籃子，但存在理論上的可能性——Libra“水到渠成”地發行人民幣穩定幣LibraRMB。LibraRMB將在FSB建議的全球穩定幣監管框架下執行。作為G20成員國，中國會尊重FSB制定的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並相應制訂本國的監管細則。LibraRMB的儲備組成為20%現金或現金等價物，80%為三個月以內的高信譽等級、短期人民幣國債。儲備結構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如餘額寶的資產結構類似。2018年1月1日起，餘額寶之類的貨幣市場基金的份額被央行納入廣義人民幣（M2）的統計。這表明，針對將貨幣市場基金份額用作人民幣支付工具監管方面，中國央行已經相當有經驗。除了代幣化和數字化的差別之外，LibraRMB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份額的金融屬性也許會非常接近。Libra協會也有意願與中國央行和相關監管機構去溝通有關發行LibraRMB，用智慧合約實現中國央行的外匯管控也並不困難。易綱近日在“財新論壇”上強調，在應對日益增加的“逆全球化”風險時，國際合作非常重要，在金融科技和數字貨幣領域，中國央行歡迎“與主要國家央行以及區域內的合作”。因此監管經驗、技術可行性、國際合作氛圍、監管雙方的意願，都支援發行LibraRMB的可能性。如果最終Libra能發行人民幣穩定幣LibraRMB，這將是國際數字貨幣良性競合的體現。
LBR被刻意設計為在非國際貨幣國家以取代當地貨幣體系，這是 “美元化”曾經達到的效果。但在數字化時代，傳統“美元化”有了新的外衣：代幣化和籃子化。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究其根本，美元的全球貨幣互換網路，已經讓貨幣籃子成為美元控制流動性的工具。正如前文“去人民幣化的國際貨幣體系”所述，在美元主導的層次化國際貨幣體系中，IMF提供的信貸額度與其它區域性流動性池，其優先順序都在C6之下。最近，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全球金融震盪，IMF正在向多個國家發行SDR額度。獲得SDR額度本意不在為使用SDR，而是透過SDR額度獲得美元流動性支援：否則，增發SDR對於緩解美元流動性短缺有何意義？所以IMF的SDR被定位於區域性流動性池，在國際貨幣層次架構中位於C6之下。Libra貨幣籃子可以被認為是與IMF/SDR類似的區域性流動性池，是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層次結構的一部分。
Libra一旦發行，將不僅在境內，對中國的貨幣主權形成侵蝕乃至取代，在境外“一帶一路”國家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最有力的競爭對手，但透過數字化和籃子化包裝以後，Libra完美地隱藏了數字美元的全球戰略意圖。
Libra的監管
對比2019年G7和2020年FSB的全球穩定幣報告，監管社羣對穩定幣定義發生了微妙變化。2019年G7穩定幣工作組《全球穩定幣調查報告》中，穩定幣被定義為價值上“與法幣保持相對穩定”的加密資產；2020年FSB穩定幣工作組《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中，穩定幣被定義為價值上“與一種資產、或資產池、或一籃子資產保持相對穩定的”加密資產。從字面理解，“資產”是比“法幣”更廣泛的定義，穩定幣過去只能錨定法幣，現在可以錨定法幣、非法幣資產、資產池、一籃子資產等，並且“基於一籃子貨幣”的穩定幣安排現在是可以接受的。這裡的變化可以推測，監管對基於“貨幣籃子”的LBR態度發生了變化。但這種變化的前提是Libra協會為發達經濟體的國際貨幣提供單貨幣穩定幣，並且限制LBR僅用於新興和發展中（EMD）經濟體的場景。
根據Libra2.0白皮書，LBR被用於“缺乏當地貨幣穩定幣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在大概率上，與中國以及其它人民幣希望吸引的EMD經濟體重合。根據Libra2.0白皮書，使用者被預期優先選擇當地貨幣穩定幣、其次是其它貨幣的穩定幣，最後才是LBR。即使在C6範圍內，一些央行例如加拿大銀行明確稱，採用一種新的記賬單位的數字貨幣，例如Libra，會“嚴重威脅貨幣主權和金融穩定性”。綜合考慮，LBR被定位用於“缺乏當地貨幣穩定幣的國家”，並且LBR被預期為使用者的“最後選擇項”，合理推測是，在Libra籃子貨幣國家，LBR可能被限制使用。目前看來，存在LibraXYZ的那些法幣，基本都屬於強勢國際貨幣，在這種場景下，“貨幣替代”發生概率相對小很多；Libra沒有提供穩定幣的國家，包括中國和其它EMD經濟體，如果使用LibraXYZ和LBR，則有較大的“貨幣替代”風險。
注意區分Libra的註冊地監管、美國政府監管和實際運營屬地監管。Libra協會註冊在瑞士，因此名義上需要向瑞士監管當局申請相關牌照。據Libra協會稱，瑞士金融市場監管管理局（FINMA）已經與瑞士央行和20多家監管機構和央行密切協調去處理Libra事宜。這個虛擬組織被稱為“FINMA學院”，它在Libra牌照申請事宜上有“話語權”，甚至“監管和決定Libra貨幣籃子的組成和權重”。筆者沒有查到FINMA學院的組成，但推測，大概率，學院與前文所述的已經與美聯儲建立貨幣互換協議的央行加上IMF基本重疊，美聯儲對學院擁有決定性的影響力。Libra協會成員基本都是美國企業，所以Libra協會必須接受美國的監管。因此，在美國和已經納入美元互換協議的司法管轄區，使用Libra穩定幣不會有明顯的“貨幣代替”問題，監管也可能會抑制LBR的使用。在其它司法管轄區，因為基於網路空間運營，Libra協會事實上並不需要獲得當地監管許可即可運營：執行已有的Libra穩定幣，或提供和執行掛鉤當地貨幣的Libra穩定幣以及LBR；與已有的Libra穩定幣或LBR比較，當地貨幣大概率處於弱勢地位；如果發生“貨幣替代”，FINMA學院可能“樂見其成”。因此，獲得瑞士合規牌照的Libra，更像一個獲得“殺人執照”的007去EMD經濟體替美元開疆擴土，而在發達經濟體，Libra僅僅作為合規的私人數字法幣運營。
建設基於私人數字法幣
和公共數字法幣的
數字金融基礎設施
Libra專案負責人David Marcus在今年Davos-WEF上表示，Libra網路希望支援執行穩定幣（即私人數字法幣）或CBDC（即公共數字法幣），Libra網路為轉移（和互操作）這些數字貨幣的標準和方式提供了一種共識。
2020年初BIS聯合數家央行透過XRP成功測試了CBDC的互操作性，技術方案可能是參與測試的央行把XRP作為中間結算工具，將自家CBDC與XRP進行互動，以實現多個CBDC間的互操作。顯而易見，只要把XRP替換為LBR，Libra一樣可以支援多個央行CBDC互操作。但這可能只是眼前的方案，長期方案是各國央行直接在Libra網路發行CBDC，Libra網路為他們提供直接在協議級別的互操作性。
Libra2.0為整合CBDC提供了清晰的藍圖：第一步，基於M2法幣/法幣資產發行私人數字法幣，這裡涉及到儲備資產的管理以及信用風險和託管風險；第二步，各國央行直接在Libra網路上發行CBDC（公共數字法幣）。在兩種情形下，LBR僅僅是Libra網路上一組選定的私人/公共數字法幣（即Libra籃子貨幣）按照給定權重形成的智慧合約。
是不是覺得很眼熟？藍圖的第二步就是Mark Carney在2019年8月提到的“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全球主導貨幣的最佳方案”——合成霸權貨幣。從加拿大央行行長到英格蘭銀行行長，Mark Carney不僅是偉大的中央銀行家，也是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偉大的戰略家。扎克伯格應該邀請Mark Carney來領導和操盤Libra，這樣Carney就有機會去親自踐行自己提出的“合成霸權貨幣”構想，描繪他心中的“新國際貨幣金融秩序”藍圖。過去半年，筆者一直關注Carney卸任英格蘭銀行行長一職後的動向，數次猜測他可能加入Libra協會，但一直沒有找到能說服自己的理由。現在，這個理由出現了。
所以Libra承擔了在近期和中遠期“狙擊”人民幣、維護現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使命。近期，Libra的私人數字美元和LBR的組合拳與公共數字人民幣DC/EP正面競爭，侵蝕乃至取代後者境內貨幣主權並削弱人民幣國際化實力，力爭在這個階段就成功 “狙擊”人民幣。如果近期戰略不奏效，就著眼於中遠期，以當下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等形成的合成霸權貨幣“狙擊”人民幣。近期和中遠期戰略層次分明，形成戰略上的先後手，都是為已有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續命”並“狙擊”人民幣成為新的國際主導貨幣。
LBR成為全球主導貨幣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LBR近期和中遠期戰略定位是在中國境內和境外等人民幣影響力區域，削弱人民幣貨幣主權並幫助私人或公共數字美元延續美元貨幣霸權。因此只有在美元處於這場競爭的不利局勢時，LBR才有可能參與全球主導貨幣的競爭。亦即，只要美元霸權仍然存在，LBR就是這場貨幣競爭的配角。只有在美元不得不退場的情況下，LBR才可能以“替補身份”上位。LBR的戰略定位不一定是Libra協會的主動選擇，美元體系的權力精英會透過立法和監管等手段（如FSB和FINMA學院）來影響、修正和校準LBR的戰略定位。無論是美元持續保持主導貨幣地位，還是LBR奪得主導貨幣地位，都能滿足現有美元體系的核心利益訴求。僅就目前觀察所得，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結論：LBR更多是一種戰略策應而非戰略主線，LBR進入舞臺中央成為全球主導貨幣的概率很小。
透過智慧合約賦能社羣構造
和執行數字金融基礎設施
Marcus在今年Davos-WEF上稱，Libra協會將藉助可程式設計貨幣和智慧合約賦予數字貨幣真正的威力，並圍繞金融體系進行一系列創新。Libra支援金融業務的智慧合約開發語言Move將賦能社羣構造並執行豐富和完整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這裡既包括以區塊鏈去中心的方式執行的支付、商業銀行、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等“傳統”金融基礎設施，也包括其它現在尚未出現的去中心化金融商業模式。藉助Move，Libra將這裡的可能性交給了社羣去想象和實施。
Libra上線時間表
Libra已經向瑞士監管當局申請支付牌照。牌照一旦正式獲批，Libra就可能正式上線。如前所述，FSB穩定幣工作組近期向G20提交了《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草案，該草案將於2020年10月形成正式文字。這相當於回答了監管當局什麼時候會給Libra頒發牌照這個問題：瑞士監管當局大概率會在《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成為正式檔案的同時，給Libra頒發牌照。也就是說，Libra大概率會在2020年10月正式上線。在本文完成之時，筆者讀到新聞說“Libra協會副主席預計Q4啟動Libra”。
Libra總結
Libra定位於提供網路以執行私人/公共數字法幣，並且透過智慧合約賦能社羣以構造和執行豐富、完整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並維護和延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其運作方式，在近期和中遠期，會侵蝕人民幣貨幣主權並削弱人民幣國際化戰略。
如朱嘉明老師所言，“Libra2.0所代表是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未來貨幣體系的構想，已經超出了Facebook原本的框架”。以美聯儲為核心的美歐金融體系經過近一年的研究與設計，代表傳統金融霸權的利益集團既獲得了新共識和達成某種全球化默契，又設立了步步為營、消滅並收編挑戰者的具體方案。當下歐美傳統金融集團聯合體，可能已經胸有成竹地掌控數字貨幣、數字資產和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如果2020年10月Libra如預期落地，那將是美元金融全球霸權新戰略中的重要一環。這將為中國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央行貨幣數字化等，帶來前所未有、無法估量的嚴重挑戰和艱難處境。
DC/EP的下一步
2020年四月中旬起，DC/EP遵循“先境內後境外”、“先簡單封閉場景後複雜開放場景”、“先零售支付場景後大型批發支付場景”等原則，率先展開測試。一方面，DC/EP作為一種新形式的央行貨幣，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充分測試以緩解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DC/EP肩負預防Libra在中國境內侵蝕人民幣主權的重任。要做到這一點，DC/EP必須搶在Libra之前正式上線。據此，筆者謹慎預期DC/EP上線日期會稍早於Libra。如上所述，Libra大概率會在2020年10月正式上線；因此DC/EP大概率會在2020年5月後加快測試節奏，並在10月前會在一些較為安全的場景正式上線。
眾所周知，DC/EP具有明顯的零售CBDC特徵。據悉，中國央行在測試零售場景的同時，也非常頻密地與其它央行、境外金融機構和擁有國際業務的大型企業（如華為）進行跨境支付和貿易融資等方面的測試。從2019年12月BIS的論文《批發數字代幣》中，我們也可一窺中國央行批發CBDC方面的工作進展。因此，筆者謹慎推測，DC/EP也兼具批發CBDC的特徵。
在此筆者謹慎預期，DC/EP近期將測試更復雜的場景，包括批發支付、跨境支付和貿易融資等；逐漸開放DC/EP的可程式設計性，逐漸從監管職能拓展到非監管用途，如金融業務創新；中期將逐漸顯現DC/EP對銀行存款的替代作用，提升央行在貨幣精準投放、反洗錢和反非法金融活動等方面的管控能力，將加強測試境外場景並且建立海外節點；中遠期，對DC/EP或許會採取更復雜的計息策略，例如分層計息策略，更加充分地發揮DC/EP精準調控貨幣政策的作用。
建議
為在這場網路空間爆發的貨幣競爭中，人民幣能夠與美元充分競爭，筆者提出兩點戰略性建議：
分享人民幣鑄幣權
共建屬於
“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貨幣體系
如上所述，美元透過全球貨幣互換網路與各國貨幣體系深度捆綁，但美元互換協議准入權以及可互換額度，則與Libra的籃子貨幣身份及權重一樣，實際上不過是一項政治安排。這種安排對體系內維護了美元的貨幣權威和利益，對外則侵蝕乃至取代體系外國家的貨幣主權並透過貨幣手段進行財富掠奪，極具進攻性。貨幣互換協議本質上等價於分享鑄幣權，所以，形成貨幣互換網路的目的，是透過分享鑄幣權將其它主權貨幣納入主導貨幣為中心的全球貨幣體系。
針對美聯儲（以及Libra）上述策略，人民幣（以及DC/EP）也許可以這麼做：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礎上，與他國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或者允許他國的主權債進入央行抵押品管理框架中的合格抵押品目錄。只要願意與我們展開經貿往來，中國就可以與其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量化兩國經貿關係的密切與重要程度並據此給予央行合格抵押品目錄中可抵押的主權債額度；也就是說，這項安排應該基於實打實的雙邊貿易，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基礎上。這種安排不僅可以以人民幣信用為其它國家貨幣體系增信並有助於維持其國內金融穩定，而且維護了他們的貨幣主權。
充分激勵和發揮
全球私營部門的作用
全球範圍的私營部門的主要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建設並運營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商業銀行、交易所等離岸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以吸收人民幣國際收支的波動。這樣可以避免中國央行以“第一交易商”日常地參與人民幣外匯做市和干預，讓私人貨幣市場吸收其中的波動和風險並分享人民幣鑄幣稅。在這個方面，與Libra類似的“私人數字人民幣”可能是一個必要選項。第二，私營部門的參與能夠鼓勵競爭和激發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特別是基於區塊鏈和智慧合約構建去中心化金融生態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
數字人民幣和數字美元的全球競爭大戲已然拉開序幕。與其聽風聽雨，不如縱身一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