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 | 於百程
今年8月以來，中國央行越來越多地透露了與中國法定數字貨幣（DC/EP）相關的訊息。
8月2日，央行召開電視會議對2019年下半年重點工作做出部署，提及“加快推進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研發步伐”。
8月10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就法定數字貨幣做主題演講並表示，“去年開始，數字貨幣研究所的相關人員做相關係統開發，已經是996了”。
8月21日，央行官方微信公眾號將穆長春關於數字貨幣的演講全文刊出，同步刊出的還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發表於2018年1月的一篇題為《關於央行數字貨幣幾點考慮》的文章，兩者透露出的思路高度一致，並勾畫出了央行數字貨幣的幾個重要特徵：現階段的央行數字貨幣是M0（現金）替代，而不是M1、M2替代；央行不直接向公眾發行數字貨幣，將採用雙層運營體系，即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在這個過程中堅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9月24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系列新聞釋出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央行數字貨幣推出目前沒有時間表，還會有一系列的研究、測試、試點、評估和風險防範流程需要進行。
央行如此密集地發聲說明，中國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已經是“呼之欲出”，但為什麼央行有動力發行自己的法定數字貨幣？
對此，英國非營利研究機構Positive Money在其近期釋出的一篇報告中給出了一種解釋，即法定數字貨幣可以讓央行的貨幣政策更好地在“負利率”下執行。
這裡，“負利率”是指在一定的經濟期內，存款利率（通常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小於同期CPI的上漲幅度，這時居民的銀行存款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縮水”，購買力將逐漸降低。實施負利率政策的目的在於提高銀行囤積現金的成本，變相鼓勵消費和借貸，引導資金重新流進市場，帶動經濟發展為經濟穩定增長奠定基礎。
目前，歐元區和日本等國家已開始實施負利率政策。歐洲央行2014年6月引入了負利率政策，將存款利率降低到-0.1%，希望刺激經濟增長。日本央行於2016年1月開始執行負利率政策，對金融機構存放在央行的過剩儲備徵收0.1%的利息。
從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中國央行雖然沒有實施負利率政策，但始終處於負利率區間（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50%計）。
圖：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中國“負利率”走勢
資料來源：東方財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零壹智庫整理
現實情況是，在一些國家，負利率政策不但沒有起到鼓勵人們增加支出的效果，反而迫使人們將現金囤積在銀行以外的其它地方。日本自引入負利率後，民眾選擇將現金存放在家中，導致保險箱的銷量大增。
可見，現金在某種程度上會對“負利率”的使用造成障礙，影響對經濟和消費的刺激作用，因此，一些央行已經提議廢除實物現金而考慮用數字貨幣取而代之。
早在2017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時任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就表示，在經濟處於通縮時，央行會動用貨幣政策工具箱中的負利率政策，但現實中負利率政策往往效果有限，這是因為相較存銀行，人們會選擇持有現金。如果發行了數字貨幣，使得流通中現金的數量大幅減少，人們的錢都在賬戶中。在這樣的條件下，負利率就可以在刺激經濟和消費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假設國家經濟增速放緩並有進入衰退期的跡象，央行就會透過降低基準利率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但是當基準利率降至接近零時，這樣的貨幣政策將遇到“零利率下限”的約束。
“零利率下限”是指央行的短期名義利率接近零的狀態，當央行的名義利率觸及“零利率下限”時，就容易落入“流動性陷阱”。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流動性陷阱會導致貨幣政策失效，無論是降低利率還是增加貨幣供應量均無法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孫國峰等人撰文指出，從長期看，“考慮到金融危機並非一生一次（once in a life time），當未來全球再次遭遇通縮型衰退時，突破存款利率零下限的負利率政策可能成為重要的應對手段。”並且，“有力的負利率政策要求中央銀行必然要發行央行數字貨幣以替代現金，並將央行數字貨幣的利率設為負值。”
隨著線上支付和移動支付的廣泛滲透，現金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頻率逐漸降低。狹義貨幣供應量M1代表人們當期的購買力，它是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總量，因此，考察流通中的現金（M0）在M1中的佔比可以說明人們在交易結算中使用現金的程度。從2008年到2019年，我國流通中現金（M0）在M1的佔比減少了7%。現金使用率逐漸降低一方面為法定數字貨幣在我國的發行奠定了社會基礎，另一方面這或許可以為利用數字貨幣實施有效的負利率政策減少阻力。
圖：M0/M1變化曲線，現金的使用率逐漸在降低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零壹智庫整理
參考文獻：
1、Why Central Banks Should Start Issuing Electronic Money，Positive Money
2、存款利率零下限與負利率傳導機制，孫國峰、何曉貝，《經濟研究》2017年第12期
3、零利率底限下的貨幣政策，遊淑雅、黃晶晶、方耀，《國際金融參考資料》第四十九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