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誌2020年6月（下）（數字化優先出版）
原文標題：《貨幣：透支未來之魅惑》（原文有刪節）
作者：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蔡恆進
01
財富的湧現與流轉推動著文明的進化。適當的財富形式因為社會成員的追逐而升值，滿足社會的自我肯定需求，激發出社會的創造力。主權貨幣和債券作為透支未來的方式，逐漸成為新的財富形式，極大地推進了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但也因為財富擁有的兩極分化，其可持續性面臨挑戰。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蔡恆進認為，疫情之後的世界環境正在急劇變化，需要建構新的財富形式作為大眾“自我”的延伸，數字貨幣可能是其中一種有效的價值載體。中國正處上行的國運，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反而能提供契機讓中國專注發展科技、最佳化治理體系並強化內生動力。
引 言
貨幣理論是一個重要而未決的領域，競爭性貨幣寬鬆和財政赤字貨幣化是當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尤其是疫情背景下熱烈討論的話題。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簡稱MMT）強調的是一種政府信用貨幣體系，主權貨幣僅受通脹的實際約束而沒有名義預算約束，並且應由財政代替央行承擔實現充分就業和維持通脹穩定的職能。
為應對此次疫情，美國等西方國家與地區實施的貨幣政策就屬於MMT 政策。例如美國已經開始給每個民眾發放現金，在短短几個月時間裡，美國聯儲會的負債就從4 萬餘億美元增加到了6 萬餘億美元。
近兩年來，中國開始密集部署的“新基建”，截至2020 年4月中旬已有13 個省區市釋出了2020 年新基建相關重點專案投資計劃，其中8 個省份公佈了計劃總投資額共計33.83 萬億元。這些同樣可以看作是MMT 政策延伸與創新。
我們也曾建議實施“以人為本的貨幣制度”，建議建立社會保障個人賬戶並由中央銀行直接注資，將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轉變為分紅平均地分發給全國公民，也是MMT 的一個方面。
中國除了要面對全球實踐現代貨幣理論可能帶來的風險，還要應對外部施加的壓力。有人擔心，以美國為首正在刻意實施“去中國化”的貨幣聯盟，美聯儲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更似“割全世界的韭菜”。
在緊張的全球局勢下，中國的地位與未來的發展需要更清醒理智的分析。
我們主張從文明興衰、財富流轉和科技中心轉移之間的關係來理解當前中國所處的形勢，對MMT 和“脫鉤”的壓力是否可解做出迴應。
自我肯定需求
只要有可能，人對自己的評價一般高於他認知範圍內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環節他更希望得到高於自己評估的份額，這種需求我們稱之為“自我肯定需求”。
Bloch（1989）的實驗資料表明，89%的實驗物件對自己的人格品質評價要比實際更高一些；Myers（1993）的調查顯示90%的商務經理認為他們的成績比其他經理突出，86%的人認為自己比同事更道德；Svenson 的研究顯示超過80%的人們認為自己開車水平比別人好。
自我肯定需求是剛性需求，不比物質需求弱，往好的方面想，大家趨於肯定自我，就會推動社會的不斷進步，但另一方面，由於人對自己的評價一般高於平均水平，因此總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會大於這個社會當下生產出的總供給，這就形成了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對任何統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個強大的挑戰：要維持一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統治者必須提供額外的供給，來填補這個缺口。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有四種主要資源供給方式（財富湧現方式），可以加以利用來填補缺口，滿足社會的自我肯定需求。
第一種方式是學習和自主創新
包括制度層面和科學技術層面。制度的創新表現為社會制度的改變，技術創新則由新技術、新發現帶來。制度創新使得舊的生產關係被新的、更先進的替代。向外學習與自主創新相比更少耗費資源、更具爆發力，因此後來者居上的例子屢見不鮮。
第二種方式是外部獲取
包括與外部社會進行貿易（比較優勢）、自然的領土擴張、古時遊牧民族的搶掠，以及帝國主義對世界的瓜分和掠奪。在這幾種外部獲取的方式中，貿易是最長久也最實用的方法。重商主義國家強調要出口大於進口，使國家內部的和諧發展在外部財富的補充下得以實現。
第三種方式是透支未來
用未來的財富來彌補今天的缺口。透過印鈔、借貸、債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我們可以提前使用未來的資源。原則上講，未來是無止境的，因此透支可以非常大。
但是這種透支行為的伸縮性也很強：當經濟狀況較活躍時，人們的情緒也比較樂觀，這時對未來的信心較高，因此透支也會更多；而當經濟狀況不好時，人們對未來持悲觀情緒，那麼他們就會更關注現有的財富和未來的保障，因此透支也就會相應減少。這種對未來信心的波動使得金融市場缺乏穩定性並導致金融危機。
最後一種方式是崩潰後的再出發
西方近五百年來財富中心的轉移與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類似的準週期規律，帝國或王朝崩潰的實質都在於舊的財富分佈結構不能較好地滿足全社會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爐灶才給人們新的希望。落後國家對發達的國家進行侵略與吞併也有著與改朝換代相同的性質。
財富中心與科技中心的轉移
東西方的發展都存在準週期的規律。西方的發展歷史體現為財富中心在不同國家之間的流轉，如圖2 中財富中心流轉方向所示。
比較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共治地球，西班牙負責西半球的治理，葡萄牙則負責東半球，隨後進入了荷蘭的統治時期，接下來到了英國的迅速發展與統治，再後來美國佔據了世界發展的主導權。
在圖2 中也展示了科技中心的轉移，湯淺現象表明，科技中心的轉移與財富中心的轉移往往在時空上並不同步，而是稍有滯後，說明先要有財富的聚集，而後才有創新創造的湧現。科技中心從義大利轉到英國，隨著科技革命的影響，再轉移到法國，隨後是以化工聞名的德國，再轉移到美國。
科技中心也往往不會長期維持，一個科技中心的興起通常是，已經積累了財富，又看到前一個科技中心的先進技術，在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下，認為自己的技術水平不會比別人差，於是大量投入追求技術上的趕超與創新，就容易嶄露頭角取而代之。
但當科技中心發展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開始逐漸劃分派系，在科研體系中能夠得到提拔晉升的都是派系內順從規則的人，科研變得有利可圖，部分科研人員就容易出現動機不純，整體的創新性自然變差，而在新出現資源湧現的地方，他們的科研創新動機就會更純粹，科研人員發自內心覺得科研有趣，專注於技術突破而心無旁騖，就可能形成下一個科技中心。
即便是美國，現在同時作為財富中心與科技中心，但實際上1894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準GDP）就已經超過英國，積累了大量財富，科技中心是1920 年後轉移到美國，依然是晚於財富中心的轉移。當然科技也進一步鞏固了美國財富的積累，電力、鋼鐵、汽車和石油等形式的財富大量湧現。
主權貨幣和債務作為財富形式
美國作為財富和科技中心，並非高枕無憂。美國大型公司的資產淨增值速度約10%，一些新興產業公司的資產淨增速甚至可高達14%，即使按照10%來計算，根據愛因斯坦七二法則，這些公司的資產約7年可以翻倍，經過100 年的積累就會增長大約16000 多倍（214）。
而美國GDP 約每年增長3%，100 年大約翻16 倍。也就是說，100 年後，金融資產增量是GDP 增量的1000 倍，其中巨大的差距主要來源於對未來預期的膨脹以及透過主權貨幣和債券透支未來。
美國從弱變強的過程中發行了大量的國債，外界對其發展的預期是不斷在改變的，如果願意相信美國未來的發展越來越好，就會為之買單。但這種債務滾動累計的情況不會永遠地持續下去，而是會受歷史程序的影響（常常是突發因素）而終止增長。
其中一個突發因素是天災，還有一個因素是外部變化，例如只要有人依然相信美國最強就會繼續購買美國國債，但如果突然出現了比美國前途更好的經濟實體，大家轉而購買新實體的債務，美國就會受到致命影響，這也是美國與新興經濟體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國債、債券作為透支未來的方式，也逐漸成為一些國家地區新的財富形式。債券可以作為一部分人的資產，那麼對應地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負債，兩者基本平衡。皮凱蒂認為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在於資本收益率大於和經濟增長率（r > g）,兩者的差距就要靠額外的資源來填補。
債券這種透支的方式暫時可以滿足中間層（利益集團）每年10%以上的增長需求，實際上消耗的是頂層（比如美國聯邦政府）的利益，以及底層普羅大眾的資源，很多美國公民已經是負資產的狀態。
在發行國債時，國家主權非常重要，某些拉美國家的悲慘現狀就在於追求短期利益，在能出售國有資產（電廠、水廠等）時將這些民生資產都變賣給外資，金融危機一來，只有本國政府兜底，卻又沒有實際可依靠的資源，只能印鈔，導致貨幣瘋狂貶值。
受疫情影響，美國國債利率持續走低，美國也已經開始印鈔，目前來看由於中產大多願意繼續持有債券作為資產，美鈔超發了也沒有明顯通脹，反而近期美元一直在升值。
但這種印鈔的方式依然不能治本，本來就富裕的中間層會拿到更多美元，而在底層掙扎的老百姓可以分得的增髮量依舊杯水車薪，這樣就使得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可持續性受到嚴重挑戰，頂層讓利到負債累累，底層被擠壓得不名一文，而中間層對無法保持10%增長產生不滿，最後無法滿足任何一方的自我肯定需求，就可能導致社會撕裂甚至崩潰。
新財富形式的建構
吳敬璉等學者認為，交換產生財富，這在過去的商業邏輯中是成立的，貿易可以獲得巨大利潤，但現在有了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AI）技術的介入，從某種角度看這些科技是在打壓商業文明，使得商品製造環節變得透明，利潤變得很薄。
加上此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的重創，更加需要建構新的財富形式作為價值載體，讓大家願意支付、使用和儲存，能夠作為大眾“自我”的延伸。
區塊鏈正規化
技術精英們對此應該有所思考，比如數字貨幣就是一個切入口。2019 年6 月18 日，Facebook 釋出了《Libra 白皮書》，引起了全球關注，中國也感受到了壓力。七國集團財長對Libra 均持反對態度，美國總統特朗普也一樣，背後的理由是法幣的基礎並不那麼牢固。
雖然Libra 主張不會和主權貨幣對抗，只是作為支付手段、作為一個有抵押的穩定幣，但在金融並不穩定的現狀下，它勢必會成為法幣事實競爭者。
Libra 雖然調整方案，不與一籃子貨幣掛鉤，而是與單一貨幣（比如美元）掛鉤，在一開始可能會加強美國的國際地位，但在未來它對美元的威脅仍然是首要的。
美元背後是政府背書，是透過未來的稅收支撐，但作為世界霸主累計欠債頗巨。美國國債已超過25 萬億美元，但相比之下美國對未來的承諾（liability）相比之下才是恐怖數字。這種承諾表現為個人的資產，也是國家層面的欠債，國家在未來需要持續償還，這些承諾折現到現在約為150 萬億美元⑥。
如果允許Libra 發行數字貨幣，Facebook 的月活使用者數量超過23 億，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都要多，比起負債累累的美元更加清爽靈活，在不遠的將來對美元等主權貨幣就會形成激烈競爭。
可持續的、具有生命力的貨幣體系算健康的生態，而如果體系內貧富差距過大，層次構成變得不合理，各層的自我肯定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貨幣體系容易變得脆弱，經不起外界衝擊，這樣就是不健康的生態了。
美元體系所構成的生態是否健康，能否抵禦外界衝擊呢？Libra如果與美元單一掛鉤，並且只是作為支付工具，例如擁有一美元才能花費一美元，而不引進信用，那麼Libra就更像是特殊商品而不是信用貨幣。
一個正常的社會或者健康的生態裡，一定要使用信用進行擴張，需要透支未來，而不是隻使用資產本身作支付。很多人的感覺可能是足額抵押是最佳方案，但本質上不是，因為如果大家都要用當下已經擁有的、足額的等價物（比如金銀或者是實物資產）來做足額抵押，
就會發現，即使把社會現有的全部財富都拿來做抵押，依然不足以填補空缺，因為自我肯定需求的不斷作用使得民眾要求的分配額會超過當下實際產出量，那就會對可持續性造成挑戰，這也是沒有信用參與的Libra 將面臨的重大問題。
因此信用貨幣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有對財富的追求，為了社會的可持續性，信用貨幣必然會產生。數字貨幣可能是一種有效的價值載體，能夠作為人類“自我”的延伸，甚至成為未來世界的通證。
未來世界的通證
AI 和區塊鏈等技術對傳統商業構成挑戰，但對未來的財富形式可能提供了重要基礎。隨著技術手段的強大，如果人們可以對信用特徵有更好的認知，那麼未來的貨幣或者通證將更多偏向於信用而非實際擁有的資產來進行抵押。
在技術快速發展的歷史趨勢之下，本質的規律依然是自我肯定需求，每人都會高估自己的貢獻，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而且希望得到更多回報，那麼還是會導致信用膨脹，如果過度膨脹還是會導致崩潰。因為人們的預期會不停增長，但實際的財富不會增長那麼快，泡沫總有一天會破掉。這就推匯出：
/未來貨幣的第一個特徵，就是必然需要有一定的通脹/
比如工資幻覺，增加工資很容易，但是減薪就很難，而且對被減薪的人來說傷害很大，所以公司要保持一定的幻覺，讓員工覺得工資在漲，滿足自我肯定需求，但實際上通貨膨脹率可能會抵消一部分。
/未來貨幣的第二個重點特徵是需要財富流向底層的機制/
因為有自我肯定需求，人們會趨利避害，財富一定是向少數人流動。那麼貨幣當局就要讓財富有返回到底層的機制，不然向上流動太快，就更容易崩潰。比如說西方的個人申請破產、食物券，中國的二次分配或者轉移支付，這些都是財富向底層流動的補償方式。好的制度體系要儘可能抑制資本的衝動，讓社會動力有序並緩慢地釋放。
/未來貨幣的第三個特點應該是多幣種，而且是一個廉價貨幣時代/
現在的趨勢是，日本曾經是低利率負利率很長時間，現在歐洲已經負利率，而且美國也是朝那個方向走。為什麼要強調多幣種？假如說都在同一個價值尺度上，是比較難以滿足所有人的自我肯定需求的。
社會提供諸多價值體系，每個人才可能選擇到最適合自己的價值體系，在該價值體系裡有上升的空間。比如說有人炒鞋，不一定很理性，但體現了收藏和興趣，比銀行裡的一串數字更能滿足自我肯定需求。
人們的認知水平是不一樣的，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而且隨著AI技術的進步，這一點顯得更加清楚。未來我們是要不同幣種來反映不同的價值體系。
目前我們也能看到新的幣種，比如在美國，用食物券可以到超市去買食物或日用品，但是不能拿去投資或者購買奢侈品之類，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的幣種。比如目前中國有定向降準、產業政策的傾斜等等，未來都可以透過不同的幣種來實現。
有贊助的通證
在現代金融體系裡，通證或者說數字憑證可以定位為在小範圍內、快速達成共識的工具。主權貨幣是整個國家的共識凝聚所在，拿法幣能買到這個國家裡的任何商品，這就是一個廣泛的共識。
對於某些國家而言，雖然發行了貨幣，但是無法形成共識，法幣會貶值很快。現在區塊鏈的數字貨幣很多都是破發，即雖然發行了數字貨幣，但是始終無法形成一個共識。
數字憑證或Token 應該先在小範圍達成有效共識，然後再逐步形成更大範圍內的共識。
保險銷售員承擔了教育客戶的具體工作，根據每一位使用者的具體情況對其進行認知升級。保險公司可以根據銷售員的業績發放銷售獎勵Token，銷售員的收益不僅來自於其所獲的一筆保險銷售的提成，而是同時隨著所有銷售員為公司貢獻的積累增長。
而公司規模擴張，保險公司的價值也將體現在整個公司的成長上，故擁有Token 的銷售員就還可以享受公司成長帶來的收益。
這一措施看似簡單，卻能極大地改善銷售環節，對員工產生正向激勵，相比沒有這一機制的公司來說，提供Token 的保險公司一定能夠吸引更多的優秀員工，從而繼續刺激公司的成長。
另外，保險產品的設計也可以引入Token 激勵。設計獎勵Token 和銷售獎勵Token 具有不同的時間屬性，比用傳統的股票、期權激勵更為精準合理。
利用Token 在小範圍內（公司、行業）快速達成共識，整個過程對全體使用者清晰可見，而資料防篡改、可追溯，又提供了可信的存證依據，因此，這樣的開放性機制有利於公司或行業吸引更多的人才，汲取更多外部資源，從而實現更多價值。
如果把Token 都放到交易所，即在不同Token 之間建立價格的聯絡，相當於形成了一個更大範圍內的共識，而人類的未來正是需要這樣的共識。之所以用產品設計和銷售來舉例，是因為這類工作的完成度取決於主觀能力的程度很高，優秀銷售人員，比如李佳琦、薇婭等超強帶貨能力的主播，他們的銷售額可以超出旁人百倍甚至千倍。
但這些優勢在程序中是很難一開始就量化清楚的，我們只能放在一個競爭的市場上，讓大家競爭然後來達成某種共識。我們對很多事物的認知還在早期階段，對應的通證價格波動就會非常劇烈，特別是對有高度創造性的事物認知還很不充分，就一定要在小範圍內發Token 來達成共識（雖然這個共識也可能還是錯的、不是很準確的），未來的經濟行為實際上更多的是要對這些內容來定價，讓它變得相對精準。
區塊鏈正規化
區塊鏈技術給我們帶來了新的達成共識的方式。一開始更多的是技術上怎麼達成形成共識，但慢慢就體現在社羣的共識上，這是未來一個必然的方向。
做社羣同樣不能做大而全，期望達成共識的目標不能太大，而是要在小議題上達成共識，而達成共識會帶來價值的改變，價值的這種轉移才是值得鼓勵的。在社羣裡，凝聚一群真心認同該通證價值的人，讓大家在價值體系內找到自己的方式來延伸“自我”，滿足自我肯定需求。
即使數字貨幣對法幣構成挑戰，我們也應該積極應對，而不是將通證（Token）悉數拒之門外。未來通證發行可能帶來的一種巨大創新在於發行有贊助的通證（Initial Token Offerings，ITO），並可以藉此治理社羣、實施鏈改等等。
贊助方提供資源作為儲備金，針對性地發行有底價的通證，就能夠對自己希望攻關的關鍵產品或關鍵技術進行資源的引導，吸引人才隊伍參與關鍵問題的研發，也可能吸引更多感興趣的投資者入場支援，甚至能幫助贊助方內部提升創新能力，提供新的融資渠道。
這類通證的定價方式可以是一種競合競價與主導價格相結合的複合定價方式。贊助方須承擔重要角色，贊助方不僅需要抵押資產作為儲備金，而且為確保使用者的買賣需求都能被滿足，當使用者的買賣單不足以完全撮合時，贊助方需要與使用者進行交易。
在一般範圍內，由參與流通的各節點透過集合競價方式確定通證最新價格，以及在該集合競價週期內每一筆交易的成交價格。在一定條件下，贊助方有權進行主導價格作為下一輪集合競價的起點價格，主導價格的幅度或自由度也可以事先寫約定，最後根據不可更改的有效下單記錄，確認每一筆交易。
總 結
多數人低估了中國在近現代對世界的作用，也很可能繼續低估中國未來在世界中的作用。中國在快速發展、建立自信的過程中，出現嘈雜的輿論、過分的行為都有可能，強國都經歷了類似過程發展而來。
關鍵在於年輕一代要建立自信、達成共識，為未來做好準備，發展科技並強化內生動力，擁抱未來、引領未來。中國更容易實現未來的引領作用，就在於西方國家會沉浸在已經經歷過的輝煌中，低估未來可能的變化。
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潛力，從專利數量、諾獎數量、軍事投入等維度來評估並不準確。比如日本平均每年被授予一個諾貝爾獎，中國遠遠比不上，但諾獎是一個滯後的指標，得獎者幾乎是二戰後嬰兒潮那批人。
美國本土的年輕人並沒有那麼活躍，比如現在很多科技精英都是第一代移民，很多大企業掌門人是印度裔，而且在美國政壇上拋頭露面的也大多是年長者，年輕人很少見。軍事開支巨大也不能代表強盛。比如戰爭中，富國往往是虧本的，原因在於富國的成本遠遠高於窮國，富國如果打贏了依然是流水似地花錢，輸了還要被搶掠，進退皆失。
區塊鏈正規化
今天，中國GDP 已經達到美國2/3，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規則計算，中國已經超越美國。但是，只要中國的人均GDP 還沒有超越美國，中國就有發展空間。放眼全球中國的最大優勢在於，中國國運正處在上升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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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新中國處在崩潰後的再出發的階段，有豐富的資源可供分配；
其二，中國享有貿易順差的優勢，也是外部獲取的方式之一；
其三，中國有學習的物件和優秀的學習能力，即使被批評是“山寨”別人的先進技術，在很多領域依然能快速學習形成自己的技術。
這些優勢條件聚在一起，就決定了中國的發展必將“逢山開路，逢水搭橋”，遇到的挫折也不會被擊垮。我們有理由相信，不會發生與中國“脫鉤”或者西方“圍毆”中國的情況，因為中國具有相對最全面的工業體系，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
雖然中國不會主動脫鉤，但如果被脫鉤了也不要過於擔憂。美國較早曾經有過門羅主義，英國早期也有過光榮孤立，只照顧和自己最近的相關方利益，而不過多摻和其它事務。中國需要參考借鑑這些經驗，但西方的擴張路線未必適合中國。疫情導致的生產放緩可能為最佳化中國的產業佈局提供了機會，比如內地省市按照產業聚集和供應鏈最佳化的原則承接沿海製造業，釋放沿海的技術創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