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在今年8月14日印發的《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而就在幾天前，深圳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正式落幕，中國數字貨幣在深圳打響了“第一槍”，1000萬元的紅包雨最終由47573人成功領取。這也是數字人民幣首次大規模向公眾開放。
今年年初，日本央行、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等6國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CBDC）工作小組；其後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席捲的風暴，各國都加快了對數字貨幣的金融體系研究，到了三月，美聯儲與韓國、澳大利亞、巴西等九國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我國數字貨幣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這次卻都被排除在外，這些彌散著“數字貨幣冷戰”氛圍的形勢，都推動者我國法定數字貨幣（DC/EP）逐步落地。
而本文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步伐稍急的法定數字貨幣發行，對我國反洗錢監管會帶來何種影響？
01
問題引入
我們都知道，官方對我國私人數字貨幣的認定一般是：認為其易滋生資本外逃、貪汙腐敗、地下經濟等問題；價格波動大，難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由於其具有隱蔽性、匿名性，在作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資標的時，很容易引發犯罪。由2013年我國央行等五部委釋出《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以及2017年相關部門再次聯合釋出的《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以下簡稱公告），可見一斑。
而與此同時，在我國央行推行數字貨幣（DC/EP）的宣發中，卻認為這樣一種數字貨幣有利於滿足反洗錢、反恐怖等的監管需求。究竟為何產生這樣完全相反的結果，進行如下解讀。
2.1
兩者顯性不同之處
發行方式不同
央行數字貨幣遵循“央行——商業銀行”二元框架，實際上和紙幣的發行、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選擇兩元體系，不僅考慮到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於銀行存款，導致金融脫媒的問題，還是大額吞吐帶來的必然要求。而這有別於比特幣、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點，實際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在此基礎上，DC/EP數字錢包的設計可以進行分級和限制額度的安排。比如級別較低的錢包可能用於日常小額支付需求；而經過身份認證、電子貨幣資產核實的賬戶，就可以獲得更高的額度與許可權。
使用方式不同
具體來說，數字貨幣使用“一幣、兩庫、三中心”的架構是一種不依託特定的交易介質和支付渠道的方式。“一幣”是指央行擔保發行的DC/EP token，“兩庫”是指央行的發行庫和商業銀行的銀行庫，“三中心”則是指登記中心、認證中心和大資料分析中心。
針對作為DC/EP發行、流通技術保障的“三中心”，登記中心負責記錄發行、轉移和回籠全過程的登記；認證中心負責對DC/EP使用者身份進行集中管理，這是為了保證交易的匿名性；而大資料分析中心透過對支付行為的大資料分析，實際上就是為了滿足對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的監管需求。
這也是在交易匿名與反洗錢等監管中的一個權衡。透過大資料進行反洗錢、反逃稅、反恐怖融資，雖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資料可以識別出一些行為特徵，從而鎖定真實身份。具體的例子如電信詐騙，識別特點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錢集中到一個賬戶裡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開，消失在眾多賬戶中。大資料識別、鎖定後之後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出犯罪分子。
2.2
可追溯的技術優勢
颯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過相關案例，原告透過固定可信時間戳而固定了電子證據，進而證實了證據的真實性。實際上，在當下網際網路興盛的當下，電子證據的採集使用，也越來越受到法院的重視。
而自帶時間戳的技術優勢是數字貨幣體系的一個必然。每一分錢都自帶從出生時起的詳細交易資訊，包括交易時間和交易對手方等，無論如何混同，都可以順藤摸瓜、追根溯源。因此，隨著數字貨幣普及率升高，洗錢罪的發案率必然會下降。
03
寫在最後
以Libra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旨在建立一個全球穩定幣。其以銀行存款與短期國債為抵押資產，同時採用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一方面，這種全球穩定幣在降低貨幣發行成本、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優勢，另一方面也會對國際金融體系產生較大的衝擊。
因此，2019年Facebook聯合全球26家企業釋出Libra白皮書，直接挑戰各國央行貨幣主權，受到了歐美各國央行的抵制；而在2020年4月釋出的白皮書2.0中錨定單一法幣（美元）後，就一下子鋪開了，也進而使美元的霸權地位更加強勢。
面對這種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挑戰，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球範圍內推出已經勢在必行，積極運用區塊鏈、人工智慧、大資料等新興技術發揮建設社會的作用，才能站在這個時代的舞臺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