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和經濟危機後各國政府如何振興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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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財政擴張和貨幣政策可以有效地應付經濟危機？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主張政府應該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對經濟衰退，並扮演經濟舵手的角色。他強調大蕭條的發生，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在短期內，這將嚴重影響產出。就算最終產出回到自然水平，過程也會相當緩慢且痛苦。他以「乘數」作為他理論的核心依據，用來解釋為何公共支出會帶來經濟增長。相反，為何減少消費和投資，卻會帶來經濟衰退。
當政府支出一筆錢作為挽救經濟危機的方案，首先，這筆錢會流到消費者手中，然後，消費者會拿一部分錢去消費，令更多人受惠。之後，更多人再把得到的錢拿去消費，令更多人受惠。如此類推。因此，我們經常看到政府投入數千億重金在公共開支和基礎建設方面，發展有前景的產業以重振經濟。
凱因斯還提出“流動性偏好”（人們寧可捨棄升息資產與利息，也要擁有貨幣）。這是為什麼央行會連續降息，調降貼現率等。央行試圖透過貨幣政策改變利率，進一步影響投資、匯率等變數，以改善“有效需求”問題。
圖片來源：網際網路
舉例，2009年為了對抗消費緊縮，臺灣政府推出了振興經濟的消費券。臺灣人每人可獲發新臺幣3600元，面額有200元及500元兩種。包含消費券防偽印刷等行政費用，共舉債858億元。臺灣政府的三挺政策分別為「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以及「企業挺員工」。保障存款的第一槍，屬於政府挺銀行；也放出優惠，增加銀行對準時繳息與還款企業的放款，以換取企業減少裁員等。提供臺灣在巨浪中平穩前行的力量。（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此外，2003年的沙士瘟疫經常被拿來和武漢肺炎做對比，因此，我們來回顧一下2003年沙士（SARS）瘟疫之後，香港政府如何採取不同的措施刺激“有效需求”。
沙士襲港前，香港雖然在1997年成功擊退大鱷索羅斯等的連環襲擊，但已經五勞七傷，樓價自1997年開始一直插水，2002年失業率更超過7%，6年的持續通縮和低實質增長，已經令香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沙士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沙士是傳染病，市民都選擇留在家中躲避瘟疫，街上行人稀少，消費和服務業受到嚴重影響，2003年最初幾個月，零售數字按年下跌了一成多，樓價持續下跌令負資產按揭數目增加，2003年第二、第三季的失業率都在8%之上。
2003年5月瘟疫過後，面對跌跌不休的房地產市場，香港特區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停止賣地、暫停鐵路土地招標、限建公屋、放寬租駐權管制等。因為息率偏低及銀行對客戶普遍持體諒的態度，有助客戶改善財務狀況，因此雖然貸款需求仍然疲弱，但工商企業及個人家庭受到沙士衝擊而令資產質素惡化的情況受到抑制。政府的救市措施重拾了市民對香港未來樓市和經濟前景的信心，樓價開始快速地重拾升軌，同時帶動了金融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此外，香港與內地簽署了CEPA，開放自由行，香港與內地大規模融合，大量的中國遊客訪港，提振了香港的旅遊業和消費，為香港經濟注入了活力。
【魔笛手技術開發社羣】的資深群友老田認為，如果凱恩斯有道理，比特幣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因為比特幣是對抗凱恩斯主義的現實手段。然而，雖然天災有時候無可避免，但我們依然要謹記引發經濟危機和金融海嘯的始作俑者和及其成因，就是資本永無止境地追求利潤，甚至不顧後果地加槓桿擴張，哪管他們死後洪水滔天，這就是比特幣存在的理由，比特幣賦予民眾保護自己的財產免受惡性通脹侵蝕。
國家量化寬鬆挽救經濟，透過銀行發放貸款的同時，那些離錢最近的精英們可能會成為中介截流，或者放水的錢並沒有到達最需要的企業和消費者手中。保守的銀行家更偏向把錢投給他們認為風險可控的企業和個人，比如有抵押的房地產企業，令刺激經濟和引導產業發展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Evan Liu認為，權力更喜歡凱恩斯。
最後，我們借用Evan Liu的觀點作結：權力的解決方案總是中心化的控制而非分散式的自發自動，凱恩斯主義迎合了這種意識形態，權力自以為並宣稱它是全知全能的，但在實際情況中，它不僅知道的很晚，它的能力也很有限，在遇到非預期突發事件（黑天鵝事件）時（比如次貸危機），它表面的強大和實質的脆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經濟規律可能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