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貨幣的歷史典型地呈現了現代國際貨幣的完整週期：英鎊在十九世紀後三十年扮演著國際貨幣體系樞紐的角色；它在二十世紀的轉折點猶豫彷徨，最終走向衰落，引起了兩戰之間的國際貨幣的混亂。英鎊所經歷的騰飛、霸權、挑戰和衰落，美元在一個世界後重蹈覆轍。那美元是否會如英鎊一樣衰落？美國政府為何會對Libra“爭鋒相對”？
英國的霸權期
1914年8月，一個美妙的經濟時代畫上了句號……一個倫敦人一邊在床上喝茶，一邊透過電話在在全世界訂購各種各樣的商品……他掌握著大量的資訊，完全可以透過同樣的方式將自己的資產投向全世界，及時做出選擇，要麼追求高額利潤，要麼降低資產風險，或者去銀行兌換一塊金幣……他可以自由地出入任何國家，感受不同的氣候，無需辦理任何手續……最值得一提的是， 他認為世界處於這樣一個狀態是正常的、安全的並將永遠持續下去。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平的經濟後果》，1920年
英鎊在十九世紀成為傑出的國際貨幣有兩個原因：第一，它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貨幣；第二，世界大部分的國際金融交易都聚集在倫敦。
十七世紀，荷蘭依靠所向披靡的海上霸權和對當時最複雜的的金融技術的掌握統領著世界貿易和金融。英國首先效仿荷蘭在遠洋貿易的基礎上進行前工業時代的國際擴張。1651年，英國頒佈了《航海條例》，實施絕對強硬的重商主義政策，規定只有英國或其殖民地的船隻可以裝運貨物。十八世紀末，全球海域的貿易和軍事優勢都非英國莫屬。1790年，英國皇家海軍擁有195艘戰艦，而當時法國只有81艘，荷蘭僅44艘。
英國對世界的領導表現在技術、軍事、政治、金融等多個領域。它們相互依存，其共同的基礎是經濟實力：領導世界的先決條件是能在財富、投資、生產力、資本、儲蓄和金融等領域獨佔鰲頭。英國領導權的根基是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採用新技術，進行農業現代化，引入機械化，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英國起初的生產力水平只是略高於其他歐洲國家，而它在1750年開始騰飛，1830年後達到真正的巔峰。
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使英國在世界製造業的分量與日俱增，其比重在一個世紀內增至原來的10倍，1760年佔全球產值的2%，1830年達到10%，到1860年則增加到20%。在1860-1880年間，英國人口僅佔全世界的2%，卻生產超過全球50%的煤炭和鋼鐵，使用全球一半以上的棉花，其商船數量也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在拿破崙戰爭之後，倫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金融要地。一方面是因為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使阿姆斯特丹陷入了孤立；另一方面是因為在英法戰爭時期，倫敦曾經是向英國盟軍提供資助和借款的金融網路樞紐。除此之外，英國還是原材料的的主要進口國，各種大宗商品（棉花、小麥，黃金）市場也紛紛進駐倫敦。隨同貿易一起發展的還有服務業、貨運、商業信貸、海運保險等。
但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是永不停歇的革命。金融業在幾十年內發展驚人，可是金融衝擊卻接連不斷，愈演愈烈。這不再是競爭性資本主義在工業快速擴張期所必須經歷的週期，而是潛伏在過於樂觀的預測、過多的貸款供給和投機行為背後的危機。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市場和國家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資本主義初期對國家職能的要求並不高——它只需徵收土地、開放市場、尊重市場，這在美國（聯邦政府徵收土地、最高法院捍衛產權）比在歐洲（還未擺脫舊制度沉重的枷鎖）體現得更加充分。
以英鎊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暴力的衝擊下搖搖欲墜，這樣的衝擊接連不斷！1919年以後，英國不僅面臨新興國家的競爭，還遇到了嚴重的對外財政問題：償還美國債務，保證海外持有英鎊的穩定。一戰期間，英國在拉丁美洲和亞洲的貿易地位已被撼動，任何自發的資本流動都無法填補它的對外赤字。在這樣的局勢下，英國極力想回到在上個世紀維持其霸主地位的機制，首先是恢復英鎊的金平價。倫敦方面認為，這是信心迴歸、資本回流的條件。但是為了消除戰爭引起的通貨膨脹，需要制定以降低物價和工資為目標的通貨緊縮政策；該政策以溫斯頓·丘吉爾的名字命名，引起了針對凱恩斯經濟政策的第一次大規模爭論——見《丘吉爾先生政策的經濟後果》。金平價在1925年得以恢復，但代價太大！匯率比物價先回到之前的水平，英鎊被估價太高；出口、增長和就業（失業率超過10%）都深受其害。儘管英鎊的金平價已經恢復，英國卻無可救藥地走向了衰退。
美國霸權期
上個世紀是一個鼎盛繁榮的的時代。在全球化過程中，民族國家的角色逐漸淡化。
這為進取心、創新力和侵略性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空間。
十九世紀（尤其是後三十年）證明了一切皆有可能。
我們被捲入了一往無前的激流，通向更好的條件，贏得更美的生活。
——魯迪格·多恩布什
二戰後，從1940年代起，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懷特分別代表英國和美國的財政部啟動對話，以確定戰後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國際秩序。雙方於1944年7月在佈雷頓森林達成一致。美國從此毫無爭議地登上了全球領導國的位置，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世紀，美元至高無上地統治著世界經濟，正如一個世紀以前的英鎊，美元成為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樞紐，
1945年，無論在經濟還是金融領域，歐洲和亞洲都是一片廢墟。美國沒有經過遭受戰爭的破壞，其工業透過生產和投資大量的武器裝備得以發展，邁著巨人的腳步前行，工業產值相比戰前翻了一番；美國生產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二分之一的煤炭和電，大量的船舶、飛機、汽車、化工產品等各種各樣的工業製品。戰後的美國還持有世界大部分的資本，全球三分之二的黃金儲備。
美元的國際價值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後已經確定與黃金掛鉤：每盎司黃金價值35美元，因此，佈雷頓森林體系經常被稱為“金匯兌本位制”，即“美元和黃金一樣堅挺”，只要黃金的價格真正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佈雷頓森林體系就會一直存在。但實際上沒有任何制度保證美元和黃金的關係更古不變。
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由國內的燃眉之急決定的。我們就很快確認美元和其他貨幣一樣，其價值標準是具有“彈性”的。戰後，悲慘的生活條件很快得到了改善，令人擔憂的美元短缺也不再是問題，世界貿易飛速發展，以前的強國完成了工業重組，有些甚至已經贏得了大量的對外盈餘，美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並用美元支付。從銀行經濟的角度，這意味著美國財政部面臨著這樣的風險：當其他國家持有的美元儲備超過美國的黃金儲備量，如果外國債權人要求用他們持有的美元兌換黃金，那美元還能保持和黃金一樣堅挺嗎？
答案：是不能的。國際經濟秩序不會長久的建立在一個簡單的信仰之上，在一個發達的市場經濟中，黃金應該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樣，價值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波動。
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佈放棄本金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自有浮動，佈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結束。但對美國來說，這不是世界末日，它走向了新的生涯——“美元太弱？”沒事，這有利於出口和就業；“美元太強？”很棒，這證明世界對美國充滿信心。
美國似乎又回到了美元至高無上的時代，但是歐元和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的出場，從根本上改變國際經濟和貨幣的格局。
歐元和金磚國家登上歷史舞臺
歐元的誕生顯然是二十世紀後二十五年改變世界經濟的重大事件之一。法國總統蓬皮社（Pompidou）和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倡導將貨幣聯盟納入歐洲一體化，他們委託年輕時參加過佈雷頓森林會議的盧森堡首相皮埃爾·維爾納（Pierre Werner）在1970年的海牙峰會上提交了《關於在共同體內分階段實現貨幣和經濟聯盟的報告》。該報告是二十年後歐洲貨幣聯盟的起源，因為它肯定了在歐洲建立共同市場和在各成員國貨幣之間實現固定匯率的必然聯絡。
1970年代，國際貨幣秩序再次陷入混亂，歐洲各國政府達成的協議不盡人意，歐洲貨幣聯盟的問題再次回到談判席上。
德法一直以來的矛盾，如果旨在穩定匯率的協議必不可少，它必須要求合作國在兩個方面做出堅定的承諾，即政治承諾的公信力和內部經濟政策的一致性。
1999年1月1日單一貨幣的啟動（1歐元=1.19美元）和2001年1月1日歐元現金投入市場流通。從此歐洲有了自己的貨幣，世界經濟有了兩種真正的國際貨幣（當然它們的歷史和潛力是不對等的），國際貨幣問題以金本位制從未經歷的方式發生了改變。
在歐洲一體化大步前進和作為一流經濟強國的日本逐漸隱退的同時，另一股力量開始改變世界經濟。受上個世紀日本的啟發，在1960年代，韓國、臺灣地區、香港地區和新加坡“亞洲四小龍”崛起，從此，逐漸普及全球的經濟邏輯和以前大相徑庭。生產在全球範圍內完成，科學技術、交通運輸、資訊交流、金融流通都取得了進步，這些條件促進了生產過程的細緻分工。芭比娃娃、耐克運動鞋、戴爾電腦都證明了這一點：在生產過程中，管理、設計、零部件生產、組裝和市場零散地分佈全球。
在全球範圍，即使歷史和政治千差萬別，各國都著手進行新的戰略部署。中、東、西歐達成聯盟，促進歐洲一體化；泰國、馬來西亞和越南也相繼登場，當然最精彩也最有影響力的應屬中國大陸。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確認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主角。在地球另一端，拉丁美洲也掀起變革，1970年智利顛覆獨裁統治，迴歸民主；巴西雖然因為惡性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錯失了幾年的發展機會，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先後當選財長和總統後對巴西進行了徹底的改革，成功實現現代化。
直到今天，美國衰退的模式和英國的遭遇還區別很大，美國的衰落是相對的，先前的伊拉克戰爭，後來（2007）年的金融危機可能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衰落”還遠沒有表現為絕對的形式，美國依然是無可爭議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當然，中國發展驚人，前景光明。
無論是英國霸權時期還是在美國霸權期，全球經濟都在開放經濟的原則下執行。在這兩個時期，生產、商品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飛速增長帶動著全球經濟，貨幣體系成為全球經濟的根本。但隨之帶來的問題也清晰可見：各國從最狹隘的角度追求自身利益（市場份額的爭奪、債務的清償、對大規模失業的抗爭），這個總和為零的遊戲導致了悲劇性的三十年，在這期間，歐洲和美國及那個世界帶入了一片混亂。
在經濟史上，帶給我們的第一個教訓是如果不實現全球經濟開放，各國的封閉和隔離帶來的最好結果是貧窮落後，最壞的結果是對抗衝突；
第二個結論是國際經濟不能僅靠自我調節的市場支配，它需要緊密的國際合作；
第三個結論是對外平衡和國內政策的衝突只有在對國際收支盈餘和赤字的結構進行分析後才能實現最優的量化。
在Facebook發幣之前，大多數政府和地區對於數字貨幣持觀望態度，因為大家都覺得“數字貨幣目前不會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構成威脅”。
數字貨幣確實沒有到威脅的地步，畢竟整個數字貨幣行業的總市值才3107.43億美元，包含2602種虛擬幣，418家交易所。只有亞馬遜、Apple市值的三分之一，黃金市值的二十六分之一，全球股市市值的二百分之一都不到.......與全球資本市場相比，加密貨幣還只是滄海一粟，近幾年都無法撼動現存的金融體系，各國央行當然可以不痛不癢地討論監管問題。
如今，自帶27億全球使用者的Facebook成為撬動傳統金融情緒的支點。
美國政府為何會對Libra“爭鋒相對”？
當地時間7月15日下午，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召開釋出會，就加密貨幣及Libra進行了直接回應。核心觀點如下：
1、有關Libra虛擬資產和虛擬貨幣的監管問題有很多。但我將主要聚焦財政部對洗錢者、恐怖分子金融家和其他惡意行為者濫用虛擬貨幣的嚴重擔憂。
2、鑑於加密貨幣的國際性質，我們也將竭盡全力確保不僅要在美國境內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管。
3、財政部非常重視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角色，我們將將繼續努力保護我們的國家，保護美國和全球金融體系。
在聽證會之前，Facebook Libra 專案負責人大衛·馬庫斯 (David Marcus) 他提前釋出了他的聽證會證詞。核心觀點如下：
1、 我對 Libra 擁有的潛力感到興奮，我為 Facebook 在美國發起這一努力感到自豪。我相信，如果美國不在數字貨幣和支付領域引領創新，其他國家也會。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我們可能很快就會看到一種數字貨幣，由其他價值觀截然不同的人控制。
2、 Libra 彙集了世界上最好的貨幣的屬性：穩定、低通脹、廣泛的可用性和互換性。
3、 經濟賦權是 Facebook 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在 Facebook 平臺上與客戶溝通的 9000 萬企業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為數十億人的自由、無限制的交流民主化做了很多工作。
4、 Libra Reserve 將持有一籃子貨幣的安全資產，如現金銀行存款和高流動性的短期政府證券。這些貨幣將包括美元、英鎊、歐元和日元。
5、 除非在有限的情況下，如防止欺詐或犯罪活動和遵守法律，Calibra 不會與 Facebook 共享客戶的帳戶資訊或財務資料，除非人們同意這種共享。
可以看出的是，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Libra執行者，在利益上都是一致的——“美國絕不會放棄在數字貨幣和全球支付業務領域所處的引領創新的地位”。
和英國的霸權時期不同的是，美元即使在相對地“衰落”以後，還是在積極尋求其“保持霸權地位”的辦法，Libra的出現，不是在挑戰美元霸權，相反，它是在輔助和支援美元的霸權地位。
關於世界經濟的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的說法已經是老生常談。西方世界經歷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無疑加速了重心的轉移。中國的發展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速度更快，勢頭更強，其經濟增長率在2010年和2011年重新恢復到兩位數。很多人擔心中國的活力產生壓路機效應，引起西方不可逆轉的衰退。從Libra一窺全豹：Libra Reserve 持有的一籃子貨幣（美元、英鎊、歐元和日元），將人民幣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和Libra合作的三十多家機構裡，沒有一家中國企業。90%以上是美國公司，其他是一些英國、加拿大、法國、瑞典和荷蘭等國的企業。
既然Libra和美國政府的利益一致，美國政府為何還會對Libra“爭鋒相對”？
“火藥十足”的聽證會，都只是增加了Libra的曝光度，降低了libra的推廣成本，大量的輸出了libra的理念和所要達到的“崇高”理想，這無形當中刺激了使用者對libra的渴望。
借用某財經作家的話來說，“美國所謂的監管壓力，可能不僅不會讓libra流產，更大的可能是讓libra具有了持續傳遞Libra功能細節，以及塑造品牌優勢的能力。同時達到了飢渴營銷的目的，用各種方式延遲libra的釋出反而可能是一種策略。”
馬庫斯就是將Libra設計成一種可以在全球通用的數字貨幣。美國政府搭臺，Libra演戲，彌補美元霸權的“衰落困境”。
縱觀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流動性問題可謂是才出狼窩又如虎穴。基於出現的以上問題，我們應該去思考，什麼樣的貨幣具備國際貨幣的屬性？現在的經濟需要什麼樣的國際貨幣？我們是否應該認真的從技術和政治層面評估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成為國際貨幣的可行性？
注：特別提款權，亦稱“紙黃金”（Paper Gold），最早發行於1969年，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會員國認繳的份額分配的，可用於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債務、彌補會員國政府之間國際收支逆差的一種賬面資產。其價值目前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組成的一籃子儲備貨幣決定。會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他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的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因為它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有的普通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
當今的現實情況是主權國家表示已經意識到狹隘追求國家內部目標的風險，更傾向於從合作戰略中尋求利益。
“國家利益”不是一個頑固不化的概念，對“國家利益”的追求可以狹隘也可以開放，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時代或已在眼前，不僅要與現下的國際經濟接軌，在國家層面，我們必須充分考慮我國的主權國家的利益，抓住機會，確立“重建”的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