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原創內容維權難，而投資數字貨幣遭受詐騙，維權更難。在法律上如何定義詐騙，該找誰維權以及怎麼維權，每個層面都十分複雜，其維權之難讓人望而生畏。
一、加密數字貨幣法律地位不明確
其實，從普通投資者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說，交易平臺惡意操控幣價，各種空氣幣、傳銷幣，專案方圈錢跑路等都是詐騙行為，都應該被有關部門處理。然而，在數字貨幣投資領域，有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以“比特幣”為主的這類加密數字貨幣的法律地位不明確，因此也就沒有對口的監管部門，更別說適用於數字貨幣的法律法規了。
2013年12月5日，人民銀行等五部委釋出了《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通知，明確了比特幣的性質，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但是，比特幣交易作為一種網際網路上的商品買賣行為，普通民眾在自擔風險的前提下擁有參與的自由。簡單的說，本次公告肯定了比特幣的商品屬性，但是這並不代表比特幣受法律保護，一般透過法院起訴時，往往都是當地法院自行裁判，大多數將其定義為財產，所以會予以受理，但也有個別案件因比特幣“不受法律保護”而不予受理。
二、如何定義為詐騙
法院予以受理是前提，然後就是如何定性詐騙的問題。以ICO和操控幣價為例，雖然加密數字貨幣不屬於我國認定的證券範疇，但透過這種非法方式獲利，已觸犯了我國法律體系中非法發售代幣票券、非法發行證券以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等罪名，那麼投資者可以在我國境內採取向公安機關報案等手段來維權。
還有空氣幣，空氣幣是憑空捏造的專案進行融資，專案方主觀上應具有空手套白狼的心理，在刑事上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根據我國刑法分則中的罪名規定，專案方可能會構成集資詐騙罪。
此外，去年9月4日釋出的《關於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中也明確禁止所有的代幣發行融資行為。儘管在我國法律體系有自己的位階，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法律檔案，從高到低排列。雖然這只是公告，但現階段就是對於ICO及變相發幣的最高法律檔案，完全可以作為法律法規來對專案方進行制裁。
三、找誰維權
幣圈的維權，最難的就是找誰維權？國內命令禁止ICO，所以ICO專案以及交易所等均遷址國外，如果境外的代幣發行沒有對國內產生民事或刑事法律方面的影響，則適用其他國家的法律或監管規則，不會受到國內法律的管轄，投資者維權或追責均在海外進行。
我國已明令禁止虛擬貨幣發行融資行為，沒有相關的監管機構，所以想維權很多人的選擇就是報警。可是對這類案件，偵查難度大，又是跨國、跨地區的，加上相關證據很難取得，導致警察沒法辦案或者辦案動力不足，所以大多數案件會被擱置，無實際進展。會有三種結果：①警方認定此類案件屬於正常的投資虧損，不做立案處理。②資金已經流通至國外，無法受理，只能建議他們打國際官司。③平臺跑路鳥無音訊，案件無法推進，只能選擇民事訴訟。
四、怎麼維權
但維權之路即使再難，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在受到侵佔時，也不能說就白白便宜了詐騙者。只能說在發現被騙後，我們可以勁量準備充分，提高維權成功率。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蒐集證據。向法院起訴是幣圈維權效果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可能全額拿回損失的方法，而證據就直接決定官司的勝負。在以往的幣圈維權官司中，我們最常見的材料就是“截圖”，但需要說明的是“截圖”只是證據材料，不是證據。最好的做法是對於靜態的聊天記錄，到公證處進行公證，對站臺、宣傳、路演等行為，直接進行實時錄音錄影。在社羣裡的留言，達成的共識，社羣仲裁的結果，這些都可以作為證據材料進行準備，交給代理律師做成真正具有殺傷力的石錘證據。
如果有證人和被告當面對質，當然效果更好，但要注意，實際的案件中證人出庭的概率很低，而且是否“反口”也不得而知，在證人選擇使用上一定要慎重。
對於很多交易平臺或專案方跑路，找不到公司地址以及負責人，選擇對行業“大佬”進行追責也是一種常見做法，畢竟“大佬”的跑路成本較高。專案方發行的代幣作為一種商品，其專案方承擔的責任與商品經營者類似，而站臺的名人受委託對該金融產品或代幣進行宣傳和廣告發布，應當作為廣告經營者和廣告發布者。如果線上上或線下的宣傳中存在虛假和欺騙情況，投資人根據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以及《刑法》的相關規定，不僅可以追究發行方的責任，還可以在一定情況下要求站臺的名人承擔連帶責任。
但即使再怎麼準備，也只是相對的提高一些成功率，正如上文所說，加密數字貨幣不明確的法律地位，必然使得維權很困難。而且大家要清楚，炒幣本就是一種投機行為，都拿著錢在沒有牌照、沒有合法身份的幣市進行博弈，我賺的錢，就是你輸的錢，這個行業存在著巨大的風險，需要謹慎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