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各國發行的動機因國家而異，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也不同。我們調查CBDC發展的經濟和體制驅動因素，並對設計工作進行了評估。我們根據中央銀行的演講和技術報告，建立了一個關於發行CBDC的技術方法和政策立場的綜合資料庫。大多數專案位於具有創新能力的數字化經濟體中。在非正規經濟規模較大的地區，零售CBDC的工作更為深入。接下來，我們將對技術設計選項進行評估。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正在考慮零售CBDC架構，其中CBDC是對中央銀行的直接現金類債權，但私營部門負責處理所有面向客戶的活動。最後，我們深入描述了中國、瑞典和加拿大中央銀行的三種不同的CBDC方法。
關鍵詞：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中央銀行、數字貨幣、DLT技術、區塊鏈。
簡介
幾個世紀以來，為了滿足社會需求，出現了一系列新型支付技術。硬幣、鈔票、支票和信用卡都是各自時代的創新（Giannini（2011））。今天，關於一種新的支付技術的討論越來越多：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作為中央銀行的一種數字負債，批發CBDC可以成為金融機構之間結算的新工具，而零售（或通用）CBDC將是所有人都可以獲得的中央銀行負債。
儘管CBDC的概念是在幾十年前提出的（例如Tobin（1987）），但在過去一年中，人們對中央銀行是否應該發行CBDC的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最初，中央銀行關注的是需要謹慎的系統性影響（Barontini和Holden（2019））。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一些國家現金使用率下降做出反應的必要性凸顯出來，一些中央銀行也對發行CBDC的想法產生了熱情。Facebook公佈Libra和隨後的公共部門反應正是一個轉折點。截至2019年末，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央銀行報告稱，它們很可能很快發行CBDC（Boar等人（2020））。在中期（一到六年）內可能發行零售CBDC的中央銀行的比例（按數量計）在2019年翻了一倍，達到20％。與此同時，接受調查的中央銀行中有80%都在從事CBDC的研究、試驗或開發。
在Covid-19疫情期間，公眾對現金可能傳播Covid-19病毒的擔憂以及新型政府對個人支付方案進一步加速了向數字支付的轉變，並可能進一步推動CBDC的發展（見Auer等人（2020b））。
因此，CBDC引起了全球的關注，並廣泛地出現在中央銀行溝通和公眾搜尋興趣中（圖1）。儘管如此，還沒有一個主要的司法管轄區決定發行零售CBDC，因為仍有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不斷增多的CBDC文獻中，討論集中在幾個基本方面。一是中央銀行應該如何創造貨幣，以及在這種情況下CBDC是否可取（Keister and Sanches（2019）、Jackson和Pennacchi（2019）、Kim和Kang（2019）、Armelius等人（2020a））。另一個領域是CBDC的系統性含義以及如何應對（Brunnermeier和Niepel（2019）、Fernández Villaverde等人（2020）、Kwon等人（2020）、Carletti等人（2020））。還有政策設計框架（Davoodalhosseini和Rivadeneyra（2020）、Agur等人（2019）、Allen等人（2020））、其對跨國支付的影響（Milkau（2019））、對貨幣國際作用的影響（Ferrari等人（2020）及其發行的法律問題（Hess（2020）、Duque（2020）、Nabilou（2020），Belke和Beretta（2019）。
圖1：CBDC—下一場炒作還是支付的未來？
1. 對以下任何一個詞/短語進行不區分大小寫的搜尋所產生的中央銀行發言人演講計數的12個月動態總和：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digital currency and digital money. 2. 全球搜尋興趣12周動態平均值。資料已被標準化為每一系列的12周動態平均峰值。搜尋的關鍵詞是“Bitcoin”、“Facebook Libra”和“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2020年7月16日獲取的資料。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的演講；中央銀行的網站；Google趨勢；作者的計算
最後，零售CBDC的技術以及它們與私營部門提案的關係也備受爭議（見Auer和Böhme（2020）、Klein等人（2020）、Clark和Mihailov（2019）、Brunnermeier等人（2019）和Vives（2019））。批發CBDC的發行爭議較小（見Bech等人（2020）和Pfister（2020））。
在研究和政策領域（BIS（2020））和早期開發努力的激烈討論中，本研究分析了CBDC專案的經濟和制度驅動因素，從而闡明瞭最終動機。下一步是瞭解各種專案的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並尋找各國的共性和差異。
本文旨在回答的問題是：發行CBDC的經濟和制度驅動因素是什麼？各國中央銀行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尋求的技術解決方案是什麼？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在中央銀行研發專案的基礎上開發了一種新的CBDC專案指數。然後，我們對正在研究和試點CBDC的國家的共同因素進行實證研究。我們發現，更高的手機使用率（衡量一個經濟體整體數字化程度的指標）和更高的創新能力與一個國家目前正在研究或開發CBDC的可能性呈正相關。在非正規經濟規模較大的地區，零售CBDC的可能性更高，而在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經濟體中，批發CBDC更為先進。
接下來，我們將遵循Auer和Böhme（2020）的分類，研究CBDC技術設計的四個屬性。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正在考慮“混合”或“中間”架構，在這些架構中，CBDC是中央銀行的類現金的直接債權，但私營部門管理面向客戶的活動。只有少數司法管轄區正在考慮讓中央銀行在面向客戶的支付方面扮演重要運營角色的設計。中央銀行的報告均不支援對中央銀行擁有間接債權的設計（被稱為“間接”或“合成”CBDC架構）。
儘管許多中央銀行同時考慮多種技術選擇，但目前的概念證明往往基於分散式賬本技術（以下簡稱“DLT”），而不是傳統的技術基礎設施。但准入框架往往傾向基於賬戶，而不是允許基於代幣的完全匿名准入方案。大多數CBDC專案都以國內為重點。我們研究這些CBDC的特徵如何相互配合，以及它們獨特的經濟結構和人口偏好。
最後，我們指出，每個司法管轄區的情況也與研究和開發CBDC的政策方法有關。基於公開報道和對各國中央銀行專家的深入訪談，我們描述了三種先進的方案：中國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C/EP）、瑞典“e-krona”和加拿大中央銀行的CBDC應急計劃。雖然這些專案都是根據本國情況量身定製的，但對其他司法管轄區也有借鑑作用。
論文的其餘部分安排如下。第2節描述了當前CBDC的研發工作。第3節對CBDC專案的驅動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第4節討論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它對CBDC專案的四個屬性進行了評估，並將這些屬性與經濟指標聯絡起來。第5節討論了三個選定的專案。第6節總結了政策含義和未來研究的途徑。資料收集過程見附錄A。附錄B以表格形式概述了CBDC專案。有一個單獨的線上附件和進一步的實證結果。
盤點CBDC研發成果
數年來，世界各國中央銀行一直致力於研究數字貨幣的概念和設計。早在2014年，厄瓜多中央銀行就啟動了一個名為“Dinero Electroónico”（電子貨幣）的專案，允許個人透過中央銀行運營的系統進行移動支付（Valencia（2015））。然而，該系統未能吸引大量使用者，並於2016年停止使用（White（2018））。
同時，隨著比特幣和DLT技術的日益普及，許多中央銀行已經啟動了內部專案，以更好地瞭解DLT及其在貨幣方面的潛在應用。在荷蘭，荷蘭銀行（“De Nederlandsche Bank”，DNB）從2015年開始使用一種名為Dukaton（DNB（2018））的基於DLT的代幣進行了內部實驗。這是以16世紀荷蘭從西班牙獨立時使用的一種金幣——杜卡特（dukaat）命名的。英國中央銀行（Bank Of England）、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加拿大中央銀行（Bank Of Canada）等機構也在這段時間進行了類似的內部實驗。他們得出結論，DLT技術還不夠成熟，無法用於主要的中央銀行支付系統（見英格蘭銀行（2017））。2016年3月，英國中央銀行副行長就CBDC的廣泛影響發表了看法（布羅德本特（Broadbent，2016））——這是隨後許多政策制定者發表的第一篇演講，討論了CBDC及其對中央銀行和社會的影響。
從2016年起，許多中央銀行針對特定目的啟動了有關數字貨幣的研究專案。加拿大中央銀行於2016年初啟動了Jasper專案（以Alberta國家公園的名字命名），並於次年釋出了有關該工作的第一份報告（加拿大中央銀行（2017）），該專案最初專注DLT，用於大額銀行間支付的結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於2016年11月（MAS（2016））推出了自己的Ubin專案（以Ubin島命名）。也是側重於銀行間支付，特別是在DLT上的新加坡元形式。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於2017年1月推出了LionRock專案（以香港的一座山命名）。歐洲中央銀行（ECB）和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於2017年啟動了兩個中央銀行基於CBDC合作第一個例項（Project Stella），重點關注跨境支付（ECB-BOJ（2017））。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的金融當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泰國也宣佈了關於批發CBDC的跨境支付工作（SAMA-UAECB（2019）; BOT-HKMA（2020））。
第一個公開宣佈的零售CBDC工作是由瑞典中央銀行進行的（Sveriges Riksbank，2017）。在瑞典，現金使用近年來一直在下降，瑞典中央銀行已開始就向公眾提供中央銀行支付工具的問題進行社會討論。隨著時間的推移，“e-krona”專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2020年2月，瑞典中央銀行宣佈將與埃森哲公司開展一個試點專案，旨在為“e-krona”制定技術解決方案（Sveriges Riksbank（2020）；見第4節）。雖然宣佈稍晚，但目前最先進的CBDC專案可能是中國人民銀行（PBC）的專案。被稱為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C/EP）的CBDC目前正在中國的四個城市進行試點（見第4節）。DC/EP將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類現金的負債，可透過基於賬戶的介面提供給公眾和外國遊客。
同時，加拿大中央銀行宣佈目前尚無出現使用零售CBDC的情況，但它正在開展零售CBDC的工作，作為應急計劃，以防現金使用突然下降或私人數字被廣泛採用（見第4節）。東部加勒比海中央銀行（ECCB）已啟動名為DXCD（ECCB（2019））的試點，巴哈馬中央銀行已啟動了名為Sand Dollar（CBB（2019））的試點。圖2給出了這些專案和其他專案的時間表。
圖2：自2016年以來，CBDC專案激增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發言人演講；中央銀行網站。
截至2020年7月中旬，至少有36家中央銀行釋出了關於零售或批發CBDC的工作（圖3）。至少有3個國家（厄瓜多、烏克蘭和烏拉圭）完成了CBDC零售試點。6個零售CBDC試點正在進行中：巴哈馬、柬埔寨（Bomakara（2019））、中國、東加勒比貨幣聯盟、韓國（韓國銀行（2020））和瑞典。同時，18家中央銀行釋出了零售CBDC的研究報告（如Harahap等人（2017）、Burgos和Batavia（2018）、Kiselev（2019）和日本銀行（2020）），另有13家中央銀行宣佈了批發CBDC的研發工作。
圖3：CBDC專案狀態
本地圖的使用不構成，也不應解釋為國際清算銀行對任何領土或其當局的法律地位或主權、國際邊界和/或任何領土、城市或地區的名稱和名稱的立場的表達。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網站
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發言人和理事會成員就CBDC發表公開演講。在2017年和2018年，其中許多人持否定或輕視態度，尤其是對於零售CBDC。自2018年末以來，在演講中對零售和批發CBDC有正面提及的數量有所上升，事實上，目前持積極態度的演講多於持消極立場的演講（圖4）。
圖4：自2018年底以來，關於CBDC的演講變得更加積極
搜尋關鍵詞“CBDC”、“digital currency”和“digital money”。分類基於作者的判斷。如果演講立場明顯消極，或者明確表示目前沒有發行數字貨幣的具體計劃，則得分取-1。如果演講立場明顯是積極的，或者專案/試點已經啟動或正在籌備中，則取值為+1。其他演講（未展示）被歸為中立。
資料來源：centralbanking.com；中央銀行演講；中央銀行的網站；作者的計算。
這些工作的動機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不同。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支付和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2019年末對中央銀行的調查顯示，Boar等人（2020）表明，在發達經濟體（AEs）中，中央銀行正在研究CBDC以促進安全性和穩健性，或國內支付效率（圖5）。對金融穩定的擔憂也可能是研發工作的一個重要推動力。特別是在新興市場經濟體（EME），金融包容性是一個重要的動機。
圖5：發行CBDC的動機
1 = 不太重要; 2 = 有點重要; 3 = 重要; and 4 = 非常重要。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CPMI調查；Boar等人（2020）。
最近，Covid-19疫情可能會加速一些管轄區的CBDC工作。例如，在美國，早期版本的國會財政刺激法案包括提及“數字美元”作為快速執行政府對個人支付的手段，替代信用轉賬和低效而昂貴支票（Brett（2020））。同時，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繼續對零售CBDC進行研究（Brainard（2020a，b））。在荷蘭，中央銀行強調，疫情凸顯了私人資金儲備的需求（DNB（2020））。在中國，新CBDC的試點測試隨著逐步取消的人員流動限制同時進行。在瑞典，即使在中央銀行採取危機管理措施的情況下，“e-krona”專案的測試仍在繼續。
值得注意的是，零售支付行為表現出很大的慣性。例如，Brown等人（2020）發現，外來引入更方便的支付方法只會導致支付中現金份額適度的平均減少。Arifovic等人（2017）用實驗證據證明了費用如何影響買賣雙方的行為，並最終影響了新型支付方式的採用。但當行為發生變化時，他們往往會持續不斷地改變。同樣，由Covid-19危機引起的支付行為的改變，例如更多地使用數字支付，可能會在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CBDC發展的跨國驅動力
近期，全球的一些發展（包括商業數字化、私人數字貨幣的興起以及對現金可能傳播Covid-19病毒的擔憂）推動了對CBDC的興趣增加。然而，發行的經濟和制度動機因國家而異。
在本節中，我們試圖基於經濟和制度驅動因素來解釋的CBDC研究與開發的跨國領域。具體地說，我們希望找到一些國家中央銀行為什麼選擇採用橫截面迴歸法（cross-p regulations）來啟動（或加強）CBDC的努力的共同點。這也有助於我們瞭解他們是如何設計CBDC專案的。
因此，我們建立了一個CBDC專案指數，並試圖解釋其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發展情況。
一種新型CBDC資料庫
我們首先生成一個新的全球指數來衡量中央銀行在零售或批發CBDC方面的進展：CBDC專案指數（CBDCPI）。該指數反映了中央銀行公開宣佈的CBDC專案工作情況。如果沒有公佈的專案，這個值等於0，如果是公共研究，這個值等於1，如果是正在進行或已完成的試點專案，這個值等於2，如果是正在執行的CBDC，這個值等於3（目前為止）。我們分別為零售和批發CBDC專案構建一個子指數，並且總指數等於兩個子指數的最大值。這些資訊是在幾個中央銀行聯絡人的幫助下透過案頭研究收集的。
我們分別計算了兩個不同的指標：
中央銀行演講評分，反映中央銀行管理層在演講中對CBDC的討論，包括立場（正面或負面）。如果作者判斷演講立場明顯是負面的，或者明確表示目前沒有具體的計劃來發布CBDC，則將其設為-1。中立時，它的值為0。如果演講立場明顯是積極的，或者CBDC專案/試點已經啟動或正在籌備中，那麼它的值為+1。對每個國家來說，總分都是各個演講立場的簡單平均值。
對應於Google趨勢或（針對中國）百度在每個國家/地區透過大眾搜尋“ CBDC”和相關詞的搜尋興趣指數。該分數等於2013年1月至2020年4月各個關鍵字的搜尋強度的簡單平均值。這一得分既反映了公民對建立CBDC的興趣，也反映了公眾對引入CBDC的計劃的瞭解程度。
對於上述每一個指標，我們將國家層面缺失的觀察值替換為零。這種選擇與缺少專案（研究或試點）、對開發CBDC的中立立場（演講評分）或缺乏公眾興趣（搜尋強度評分）相一致。
這些指標（與本文一起提供）有助於衡量特定國家在CBDC方面的專案工作，並將其與中央銀行和公眾利益的溝通進行比較。CBDC專案指數、演講和搜尋興趣評分在橫截面上表現出顯著的差異。當然，這三個變數是相互關聯的，因為中央銀行董事會成員經常用演講來廣播專案工作，而如果中央銀行已經告知他們正在開展專案，公眾的搜尋興趣可能會更高（見表1中的成對相關性）。
表1：成對相關
CBDC專案指數
（總體）①
中央銀行
演講評分②
搜尋興趣
指數③
CBDC專案指數
（總體）①
1.00
中央銀行
演講評分②
0.52***
1.00
搜尋興趣
指數③
0.40***
0.20***
1.00
***表示1％的顯著性。
①如果沒有關於零售或批發CBDC的已知工作，則專案立場等於0；如果是研究成果，則為1；對於活躍或已完成的零售或批發CBDC試點，專案立場等於2。②搜尋關鍵字“ CBDC”，“digital currency”和“digital money”。分類基於作者的判斷。如果演講立場明顯為負面，或者如果明確表示當前沒有具體計劃發行數字貨幣，則該分數取值為–1。如果演講立場顯然是積極的，或者啟動了一個專案/試點或正在進行中，則採用+1的值。其他演講立場（未顯示）已被歸類為中立。並以5％的水平正常化和歸一化。③資料已標準化。
資料來源：百度；中央銀行網站；國際清算銀行中央銀行發言人演講；谷歌趨勢；作者計算。
對於這些措施有必要提出一些警告。例如，許多中央銀行尚未公開發布其正在進行的CBDC專案的報告。一些中央銀行（如中國人民銀行）有相當先進的專案，但對其計劃的發言相對較少。在一些司法管轄區，谷歌（或百度）並沒有被廣泛用於網際網路搜尋。儘管如此，該指數可以提供一個可比較的標準來評估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在一段時間內的變化。此外，這可以對各國中央銀行透過官方調查做出的匿名迴應提供有益的補充。在下一節中，我們試圖解釋CBDC專案指數中的跨國異質性。
研究CBDC專案的跨國驅動因素
在本節中，我們將研究CBDC專案指數的驅動因素。為了補充中央銀行的調查和官方動機，我們研究了“揭示的政策偏好”，即與中央銀行在整體、零售或批發CBDC方面的實際工作相關的經濟和體制因素。我們的橫截面估計採用有序概率法（McKelvey and Zavoina（1975）），其形式如下：
其中
是管轄區i中CBDC專案指數（總體、零售或批發專案）等於0（無專案）、1（研究）、2（試點）或3（真實存在的CBDC）的概率，F（）是有序概率的函式形式，Xi是潛在驅動向量中的一個或多個變數，α和β是估計係數，εi是誤差項。
CBDC發展的某些潛在驅動因素可能與影響一國開發和部署CBDC的技術能力的因素有關。我們的分析側重於可供廣泛國家使用的可靠來源的指標，包括以下指標：
數字基礎設施：行動電話使用量（每100人的行動電話使用者數）或網際網路使用量（每100人的固定線路寬頻使用者數）較多的司法管轄區可能擁有更發達的基礎設施可供中央銀行開發CBDC。這兩方面的資料都來自世界銀行。
創新能力：整體創新得分較高的司法管轄區，以及因此有能力和研發潛力支援中央銀行設計新的CBDC生態系統的國家，更有可能出現CBDC。資料來自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全球創新指數，該指數綜合了政治環境、教育、基礎設施和商業成熟度等指標（WIPO（2018））。為了考察中央銀行本身的創新能力，我們為已經建立或計劃建立零售快速支付系統（FPS）的國家提供了虛擬模型。這方面的資料來自Bech和Boar（2019）。
機構質量：政府效率更高的轄區可能更有可能啟動CBDC專案。資料來自世界銀行。相反，非正規（“影子”）經濟規模較大的司法管轄區內的中央銀行可能對建立交易資料跟蹤並因此促進使用數字貨幣的興趣更大。非正規經濟規模的估算來自Medina和Schneider（2019）。
另一方面，各國對CBDC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為了說明這些因素，我們包括以下指標：
發展和金融普惠：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較發達的國家可能對新的數字支付方式有更高的需求。同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交易賬戶准入較低的司法管轄區可能會將零售CBDC視為金融普惠政策的更大需求。資料來自世界銀行Findex。同時，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司法管轄區可能對批發結算的創新解決方案有更大的需求；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可從Svirydzenka（2016）獲得。
公眾對CBDC的興趣：如果公眾在網際網路上搜尋CBDC和相關主題的次數較多，這可能表明他們對CBDC的總體主題或者他們自己國內中央銀行在這方面的計劃更加了解。不管怎樣，可以產生積極的聯想。資料來自谷歌和百度，如上所述。
跨境交易：雖然大多數CBDC服務於國內目的，但人們可以預期，特別是面向國際的CBDC（如跨境銀行間結算專案或移民匯款專案）更有可能出現在國際一體化程度更高的經濟體中。貿易開放度（進出口總額佔GDP的比重）可以代表跨境對商品和服務支付方式的需求。匯款流量（流入和流出除以國內生產總值）可衡量移民匯款的經濟重要性。同樣，這兩個系列都來自世界銀行。
表2給出了我們樣本的描述性統計資料。對於CBDCPI，我們有175個觀測值。這包括屬於貨幣聯盟一部分的若干司法管轄區。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僅在轄區擁有一個理論上可以發展CBDC的中央銀行的情況下才算在內。沒有國家中央銀行的貨幣聯盟被視為一個觀察結果，所有獨立變數根據2018年GDP計算為加權平均數。移動手機使用者數從每100人中有13部（朝鮮）到321部（澳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81美元（蒲隆地）到110343美元（盧森堡）不等。對於一些關鍵變數（如創新產出得分、非正規經濟估計值、賬戶所有權和匯款）的覆蓋率較低，但通常仍遠高於100個管轄區。
表2：描述性統計1
1. 所有自變數，2013-19年期間的平均值，取決於資料可用性。2. Svirydzenka（2016）。3. 資料已正常化。4. 流入和流出之和。5. 進出口總額除以國內生產總值，2018年資料。6. 2014年資料；對於EA，可獲得的最新觀察結果（2010）。7. 在5%的水平上正常化和歸一化。
資料來源：Bech at al（2020）；Medina和Schneider（2019）；Svirydzenka（2016）；WIPO（2018）；IMF，《世界經濟展望》；世界銀行，《全球匯款價格》，匯款通知。worldbank.org世界銀行；百度；中央銀行網站；國際清算銀行中央銀行行長演講；資料流；谷歌趨勢；作者計算。
表3顯示了我們的單變數回歸結果。我們可以確認CBDC專案指數與更高的移動手機和網際網路使用率、更高的創新能力、現有或計劃的FPS以及更高的政府效率密切相關。在對CBDC搜尋興趣較高的轄區，這一比例也較高。與我們的預期相反，在這些單變數估計中，與非正規經濟存在負相關；正如我們將在下面使用多元方法看到的，這與該變數與移動裝置和其他正相關協變數的相關性有關。此外，當涉及到那些可能影響CBDC需求的因素時，我們發現CBDC專案在人均GDP、金融發展和搜尋興趣較高的地方更為先進。較高的賬戶所有權與更先進的CBDC專案工作相關，而與匯款則呈負相關。作為簡單的穩健性檢驗，我們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進行了同樣的分析。結果（可在線上附件中找到）大體上是一致的。同樣，零售指數和批發指數的單變數結果非常相似。
表3：CBDC專案總體指數的單變數有序概率迴歸1
括號內的標準錯誤；*** / ** / *表示結果達到1/5/10％的顯著水平。
1. 對於所有自變數，根據資料可用性，2013–19年期間的平均值。2 . Svirydzenka（2016）。3. 資料已標準化。4. 流入和流出的總和。5進出口總額除以該國國內生產總值，2018年資料
資料來源：Bech等人（2020）; WIPO（2018）; Medina和 Schneider（2019）; Svirydzenka（2016）; 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世界銀行，全球匯款價格，remittanceprices.worldbank.org；世界銀行; 百度; 中央銀行的網站；資料流; Google趨勢；作者的計算。
當然，這些簡單的迴歸係數需要仔細解釋，因為許多回歸係數是共線的（見線上附件）。更發達的經濟體往往更數字化、更具創新性，並以更有效的政府和較小的非正規經濟體為特徵。此外，由於某些指標的樣本量更為有限，因此隔離單個驅動程式也很複雜，因此不允許我們同時包含所有可能的迴歸變數。
為了更好地控制多個國家的特徵，表4顯示了總體CBDC專案指數以及零售和批發CBDC的多元有序概率迴歸結果。在這裡，我們確認，在更多地使用行動電話和具有更大的創新能力的地方，整體專案可能性更高。例如，行動電話使用者數量標準差增加，就意味著從無工作程序轉向研究或者從研究到試點（假設所有自變數的平均水平）的概率增加55-63%，創新產出得分增加一個標準差就會增加55%的概率。在這種情況下，控制移動使用和其他正相關的協變數，我們還發現非正規經濟規模和金融發展與整體專案指數有顯著的關聯。我們沒有發現與貿易開放的顯著聯絡。
表4：CBDC專案指數的多元有序概率單位迴歸分析1
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差；***/**/*表示在1/5/10%水平上顯著的結果。不報告常量。
1. 所有自變數，2013-2019年期間的平均值，取決於資料可用性。2 . Svirydzenka（2016）。3. 進出口總額除以國內生產總值，2018年資料。
資料來源：Medina 和Schneider（2019）；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201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世界銀行；中央銀行網站；資料流；作者計算。
零售CBDC在創新能力高、非正規經濟規模較大的地區似乎也更為先進。非正規經濟規模增加一個標準差，則CBDC專案指數一個單位上升增加38-49%的概率，其他條件相同。如上所述，只有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這一結果，這可能與授權機構希望跟蹤交易的資料痕跡的需求有關。
批發CBDC與金融發展呈正相關，這可以反映出此類專案的重點是提高批發結算效率。在更為簡約的規範中，與貿易開放有聯絡。由於很多批發專案都關注跨境方面，這個環節也很直觀。
這些結果對於使用OLS也很可靠（線上附件）。
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確定，CBDC更有可能在具有高移動使用率、創新能力和對CBDC的搜尋興趣的司法管轄區進行研發，而零售和批發CBDC之間存在一些差異。我們還注意到，CBDC專案在各國的經濟和體制動機、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
在下面的內容中，我們僅關注樣本中的30個零售CBDC專案（請參閱附件C）。我們探討了零售CBDC專案的四個關鍵技術屬性，以及與它們的使用相關的經濟和體制因素。
盤點框架：CBDC金字塔
CBDC的設計方法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這要求我們提煉出主要的設計選擇和國家方法所遵循的不同維度。對設計方法進行分類的方法是“CBDC金字塔”（見Auer和Böhme（2020）和圖6）。這種方法從零售CBDC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出發，確定相關的技術設計權衡，然後得出設計選擇。設計選擇方案形成了層次結構，其中較低的初始層表示設計決策，並將其輸入到後續的高層決策中。要反映此層次結構，選項將顯示為金字塔。
圖6：CBDC金字塔
CBDC金字塔將消費者需求對映到中央銀行的相關設計選擇上。CBDC金字塔的左側列出了消費者的需求和相關的功能，這些都將使CBDC變得有用。金字塔的右側展示了相關的權衡——形成了一個層次結構，其中較低層代表設計選擇，並將其輸入到後續的高層決策中。
資料來源：Auer和Böhme（2020）。
首先的基礎設計選擇是體系架構，即中央銀行和私人中介在CBDC中擔當的運營角色。中介會遇到技術難題或償付能力問題。CBDC應該避免此類故障。然而，支付中介機構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有價值的服務，這是確保與當今支付服務同樣水平的便利，創新和效率所必需的。該體系架構需要平衡這兩個考慮因素。
我們透過將CBDC設計的各種方案分為四種不同的CBDC架構來擴充Auer和Böhme（2020）。它們在法定債權結構和中央銀行儲存的記錄上有所不同。它們是：
直接CBDC –由中央銀行運營的支付系統，提供零售服務。CBDC是對中央銀行的直接債權。中央銀行維護所有交易帳本並執行零售支付。
混合CBDC–在兩個引擎上執行的中間解決方案。中介機構負責零售支付，但CBDC是中央銀行直接負債，中央銀行還保留所有交易的中央帳本，並執行備用技術基礎結構，以便在中介機構出現故障時重新啟動支付系統。
中間CBDC –一種類似於混合CBDC的體系架構，但中央銀行僅維護批發帳本，而不維護所有零售交易的中央帳本。同樣，CBDC是對中央銀行的債權，私人中介機構執行支付。就本文而言，這將與我們盤點中的混合模型一起考慮。
除了這三種公認的通用CBDC體系架構之外，另一種方法是透過金融中介間接提供零售CBDC。我們注意到，由於這不允許消費者直接訪問中央銀行貨幣，因此並非所有中央銀行都將這種體系架構視為通用的CBDC。
間接或合成CBDC–由類似於狹義支付銀行的中介機構運營的支付系統。消費者要求這些中介機構負責所有零售業務。這些中介機構需要將所有債務全部歸還給擁有中央銀行債權的零售客戶。
第二個技術設計選擇涉及基礎設施。中央銀行必須確保CBDC不會出現中斷。基礎設施可以基於傳統的集中式資料庫，也可以基於DLT技術。這些技術的效率和對單點故障的保護程度不同。DLT技術通常旨在用對底層技術的信任取代對中介機構的信任。Calle和Eidan（2020）詳細描述了一些概念證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試驗DLT技術的中央銀行都使用許可DLT，運營商可以決定誰可以進入網路。在這項研究中，沒有一家中央銀行的報告冒險依賴無許可的DLT技術。
第三個選擇涉及消費者如何獲得CBDC。以賬戶為基礎的CBDC與身份認證計劃相關聯，這可以作為良好的支付功能和良好執法的基礎。然而，對於一個核心目標群體（沒有銀行存款的人和依賴現金的個人）來說，獲得資金可能很困難。作為一種包容性強、抗危機且匿名的支付方式，現金的質量可能存在挑戰（Pichler等人（2019））。另一種選擇是基於所謂的數字代幣進行訪問。這允許基於代幣的支付選擇，例如可以物理和數字方式交換的預付CBDC鈔票。然而，這也帶來了非法活動和造假的新風險。
與國內接入框架密切相關的是第四種設計選擇，即使用CBDC進行跨境支付，這與CBDC設計中的零售和批發互連以及居民與非居民的可訪問性有關。基於代幣的國內訪問自然會向包括非居民在內的任何人開放。但中央銀行可能允許非居民使用。
圖7對正在進行的CBDC零售專案的屬性進行了分類。在我們樣本的零售CBDC專案中，我們發現了各種各樣的架構、基礎設施、准入和跨境（零售或批發）互連的方法。在架構方面，我們發現有四家中央銀行考慮採用直接模式（通常是為了增強金融普惠）。七家正在考慮混合或中間選擇（在某些情況下，除直接模式外），還有大部分尚未指定該架構。在這項研究中，沒有一份報告表明中央銀行正在推行間接/合成架構。
圖7：零售CBDC專案的屬性
調查每個設計方案的零售CBDC專案數量
Interm=中間 ；Ind=間接；Undec=合成；Undec=未確定/未指定或正在考慮的多個選項；DLT=DLT技術；Conv.=常規；Nation'l=國內使用；Internat'l=國際使用。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網站；作者計算。
關於基礎設施，我們發現有七家中央銀行在DLT上執行其原型，其中三家採用傳統技術，一家同時考慮這兩種技術（Shah等人（2020））。然而，這些基礎設施的選擇往往是為了概念或試點的初步證明。對於大規模的設計，只有時間才能證明是否做出同樣的選擇。在准入方案中，基於賬戶的准入似乎是迄今為止最常見的，有六家中央銀行明顯傾向於基於賬戶的准入，另有兩家中央銀行同時考慮基於賬戶和代幣的准入。最後，雖然我們樣本中的大多數專案都集中在國內使用，但其中一些專案（由歐洲中央銀行、法國、西班牙和荷蘭中央銀行以及歐洲中央銀行）按建設側重於多國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交叉使用。
技術設計的驅動力
中央銀行根據其轄區的獨特需求選擇CBDC的這些不同屬性，但各國之間可能仍然具有共同特徵。有鑑於此，我們還對四個屬性中的三個進行了簡單的概率迴歸（表5；此外，線上附件中的數字以圖形方式表示了這一點）。根據專案之間差異的統計意義選擇指標；在每種情況下都列出了前三名。由於我們的樣本在跨境互連方面缺乏差異，因此未顯示這些差異。
對於該體系架構，人們可能希望在欠發達或金融普惠較低的經濟體中更有可能採用直接或混合與中間選項。實際上，我們發現相反的情況：可能是由於北歐國家、加拿大和中國的影響，我們發現具有較高的帳戶訪問許可權和政府效力的收入較高的司法管轄區更有可能選擇直接或混合與中間的架構-至少在迄今為止的研究工作中。欠發達國家通常沒有指定其選擇的體系架構。
在基礎設施方面，我們預計DLT（最初設計用於替代可信中介機構）在當局被認為效率較低的司法管轄區更具吸引力。這種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一些中央銀行確實明確指出，使用集中發行系統時，DLT技術沒有任何基本優勢（NBU（2019））。另一方面，研究或試點DLT技術的國家比研究或試點傳統架構的國家更依賴流入的匯款。
關於基於賬戶的准入和基於代幣的准入，我們發現，關注代幣的國家有更高的公眾搜尋興趣，但匯款流入也更低。這些差異僅在10%的水平上顯著。
表5：零售CBDC專案功能的單變數概率
括號內的標準錯誤；**表示在5％水平上顯著的結果。不報告常數。
1. 對於所有自變數，根據資料可用性，2013–19年期間的平均值。2. 進出口總額除以該國國內生產總值，2018年資料。3. 資料已標準化。
資料來源：WIPO（2018）; Medina和 Schneider（2019）; 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世界銀行，全球匯款價格，remittanceprices.worldbank.org；世界銀行; 百度; 中央銀行的網站；資料流; Google趨勢；作者的計算。
5. CBDC設計方法：三個例項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迄今為止對CBDC的利益驅動因素以及每個管轄區的經濟和制度特徵如何影響CBDC的技術設計選擇進行了研究。研究和開發CBDC時所採取的政策方法也與每個管轄區的情況有關。我們認為，各國中央銀行相互學習彼此的方法可能有很大的價值，國際政策討論（BIS（2020））和各國中央銀行的出版物推動了這一活動。為了補充這項工作，我們描述了三種獨特的CBDC方法，分別在亞洲、北美和歐洲。
為了使設計選擇的討論更具體，我們展示了三個著名的CBDC零售專案，即中國人民銀行的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C/EP）專案、瑞典中央銀行的“e-krona"以及加拿大中央銀行作為應急計劃在CBDC上的工作。
中國人民銀行：DC/EP專案（試點階段）
在目前所有的CBDC專案中，中國人民銀行（PBC）的CBDC專案處於最高階階段。CBDC在中國的發展至少要追溯到2014年。2019年末，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將對零售CBDC進行試點，即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DC/EP）專案。2020年4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發言人證實，在深圳、蘇州、成都、雄安和北京的“2022年冬奧會辦公區”（Chen（2020））正在進行試點試驗。
在中國，CBDC的引入是在高度數字化的經濟和私人數字支付服務廣泛使用的背景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第二大經濟體引入CBDC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除了為線上交易中使用的現金提供便利的補充外，CBDC還將為目前的移動支付雙寡頭（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帶來更多的多樣性，它們共同控制著移動支付市場的94%（FSB（2019））。如果決定超越目前的試點階段，DC/EP將成為M0的補充，M0包括紙幣和硬幣，以及中央銀行存款賬戶。它並不打算完全取代實物現金。
圖8描述了DC/EP的主要設計特徵，遵循CBDC金字塔。目前DC/EP試點的架構完全是“混合CBDC”模式：它的特點是CBDC是對中國人民銀行的債權，但使用者引導和實時支付服務由中介機構（稱為“授權運營商”）運營。中央銀行定期接收和儲存零售資產和交易的副本。
Fan（2020）強調，中國人民銀行的作用是提供核心基礎設施，而商業銀行、其他支付服務提供商和電信等中介機構將為公眾提供服務。鑑於現有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處理能力和中介機構的合格員工，這種方法可防止風險集中在中央銀行、現有金融機構的非中介化以及資源的重複或浪費。
DC/EP基礎設施的主幹將是一個與傳統資料庫和DLT的混合系統。然而，中國人民銀行強調，DLT技術對於如此大規模的應用還不夠成熟。為了結算交易，任何系統都必須能夠每秒處理300000筆交易（TPS），以適應中國的大型零售交易。
圖8：中國人民銀行DC/EP專案（試點階段）的設計特點
資料來源：改編自Auer和Bohme(2020)以及與PBC員工的對話。
中國人民銀行不限定中介機構使用任何特定的基礎設施或任何特定的技術途徑。但是，對於交易記錄和對賬，可以使用DLT。金融中介機構仍將負責瞭解客戶（KYC）支票和零售服務。儘管如此，以人民幣計價的CBDC將是中國中央銀行的直接債權。
在准入方面，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採用基於代幣、半賬戶和賬戶的混合支付工具。身份將基於“賬戶鬆散耦合”，這樣使用者可以在日常交易中匿名使用DC/EP，但“運營機構應透過非同步傳輸及時向中央銀行提交交易資料”（Fan（2020））。這將確保使用者彼此保持匿名，但允許中央銀行“跟蹤必要資料，以實施審慎監管、打擊洗錢和其他刑事犯罪，並減輕商業銀行的工作量”（Fan（2020））。
錢包是基於多種形式的身份認證（ID），並不是所有的錢包都需要包括姓名和其他個人資訊。特別是，它們可以容納中介機構提供的代幣或賬戶，並允許個人決定是否連線到銀行賬戶。為了適應不同級別的使用者匿名性和訪問許可權，基於KYC級別的強度，將有多個級別的數字錢包，與更高的交易限制相關的KYC要求更高。限額一般與現有的紙幣和硬幣使用規則相聯絡；但具體細節尚未確定。
最後，關於國際互連，DC/EP將連線到現有零售和批發系統，包括RTGS系統。DC/EP的主要目標是國內零售。儘管如此，如果能夠與外國司法管轄區達成諒解，非居民（如遊客和商務旅行者）可以使用外國手機號碼進入DC/EP，以獲得入門級錢包。中國人民銀行將努力確保持續遵守相關的反洗錢/反恐融資規定。
展望未來，DC / EP可能會用於與外國交易方的人民幣-發票交易，但這仍需與其他中央銀行和實體進行協商。在完成概念驗證並進行了試點之後，奠定了基礎：初始測試涉及商業銀行，支付服務提供商和其他私營部門機構。所有授權運營商都制定了退出計劃，作為試點計劃的一部分，類似於“沙盒”模式，以確保流程可逆。確切的釋出日期尚不清楚。在國際討論中，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指出，跨國協調對於確保跨境標準的一致性很有用。有人提到CPMI和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等論壇是與其他中央銀行，監管機構和公共當局合作的合適場所。
瑞典央行："e-krona"專案
另一個先進的CBDC專案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央銀行瑞典中央銀行（Sveriges Riksbank）。在另一個高度數字化的經濟體瑞典，現金使用數年來一直在下降，以至於越來越多的商店不再接受現金。注意到其經濟正在見證“全球現金最大和最快的下降”（Riksbank（2019）），瑞典銀行站在全球最前沿討論發行CBDC的可能性（見Skingsley（2016）；Ingves（2017））。
與其他中央銀行一樣，瑞典中央銀行研究了幾種技術和方法（見瑞典中央銀行（2017））。目前，它正在開發“e-krona”專案的概念證明（見Sveriges Riksbank（2020））。同樣，CBDC將作為現金的補充，而不是現金的替代品。
目前瑞典銀行概念證明的架構是一個混合CBDC（圖9）。CBDC是瑞典銀行的直接債權，支付業務由支付服務運營商運營。在具體的設計上，瑞典銀行的研究人員Armelius等人（2020b，第87頁）指出，正在進行的試點是“在任何特定時刻流通的所有“e-krona"的分散資料庫，在那裡，瑞典銀行在交易完成前對所有交易進行驗證。”他們將其歸類為“中間人分散解決方案”，還注意到這種設計將要求瑞典銀行“在一個或幾個中間人出現故障時提供應急解決辦法，以防止出現大量終端使用者無法支付“e-krona"的情況”（見第89頁）。
基礎架構和技術實施基於使用R3的Corda的DLT，並與多個公證人一起執行。由於概念驗證的性質，目前所有這些都在瑞典中央銀行及其技術合作夥伴的控制之下。
在准入技術方面，瑞典中央銀行試點的CBDC是基於賬戶的，但考慮了低值代幣預付卡的選擇。在正在進行的試點模式中，瑞典中央銀行發行了CBDC，但它們被儲存在中介機構的錢包裡。對錢包的訪問基於識別錢包的所有者。展望未來，瑞典中央銀行還可能開發CBDC支付卡，直接用於小額支付，而無需訪問錢包（即基於代幣的准入）。
圖9：瑞典中央銀行的“e-krona"（概念證明）
資料來源：改編自Auer和Böhme（2020）以及與瑞典銀行員工的談話。
除了目前的概念證明，更廣泛的設計正在考慮中。瑞典中央銀行本身並未就首選技術架構發表意見，只是“e-krona"將是瑞典中央銀行的直接債權（即不考慮間接/合成模式）。然而，它的研究人員，代表他們自己的觀點，已經考慮了更詳細的選擇。例如，在架構方面，Armelius等人（2020b）討論了沒有中介的集中模型、有中介的集中模型和合成（間接）模型的政策權衡。關於後者，他們認為“不清楚這是否真的應該被視為CBDC”，因為它不是對中央銀行的直接債權（Armelius等人（2020b），第89頁）。然而，這些研究人員也判斷，即使是混合型和中間型模型，瑞典中央銀行的參與程度和執行該系統的成本仍將相當可觀。除了架構、技術和准入方面，傳統技術和基於DLT的技術都在考慮之中。優先考慮基於開原始碼的解決方案。實際CBDC的一個關鍵要求是良好的線下業務，其中包括透過上述討論的低值預付卡。
關於互聯互通，“e-krona"的重點是國內的，非居民零售只能透過遊客使用預付卡進行小額購物。在批發方面，CBDC將連線銀行系統和RTGS，從而實現跨境支付。
加拿大中央銀行：CBDC應急計劃
加拿大中央銀行（Bank Of Canada）就數字貨幣這一主題進行了傑出的研究和政策溝通。威爾金斯（2016）是最早支援CBDC的高層決策者之一，工作研究人員很早就在積極研究這一問題和相關問題。
儘管起步較早，加拿大中央銀行（bankofcanada）並沒有表示正在開發CBDC零售試點或概念證明。相反，它概述了一個關於加拿大應在何種條件下發展CBDC的全面計劃。它還制定了潛在的架構，並透過與其他中央銀行合作的一系列新型支付技術專案積累了相關的技術知識（例如，見加拿大中央銀行（2017））。事實上，正如Lane（2020）在2020年2月指出的：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目前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釋出CBDC。加拿大人將繼續受益於現有的支付生態系統，前提是它是現代化的，並且仍然適用於目的[……]儘管如此，世界可以很快改變。加拿大中央銀行可以想象我們會考慮發行CBDC，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為加拿大人提供值得信賴的支付方式。”
特別是，加拿大中央銀行考慮了（i）減少或完全取消使用實物現金的情況，以及（ii）私人加密貨幣或穩定幣作為支付手段大幅侵入的情景。為了應對這些不測事件，加拿大中央銀行正在進行利益相關者參與討論，與大學和公司合作設計CBDC。它還作為CBDC國際工作組的一部分進行國際合作。
如果要開發CBDC，則設計的總體目標是加拿大中央銀行（Bank of Canada）的數字負債，在可能的範圍內，這與實物現金的屬性非常相似。CBDC不會取代現金，而是設計成一個具有良好彈性和可訪問性的數字附加功能。
由於總體設計目標非常明確，加拿大中央銀行還列出了架構的元素（圖10）。首先，CBDC是“以加元向加拿大中央銀行提出的債權”（Shah等人（2020）），即不採用間接/合成方法。相反，分析說明列出了三種可能的架構，分別對應於“直接CBDC”（加拿大中央銀行提供整個CBDC支付系統）和“混合CBDC”（加拿大中央銀行只發行和贖回CBDC，私營部門中介機構提供終端使用者服務）或“中間CBDC”（與混合模式相同，加拿大中央銀行無法訪問零售交易的完整賬本）。也有可能提供一種混合選擇，即中介機構執行大部分支付，但加拿大中央銀行可以根據社會目標直接進行一些零售支付。後一種方法的目標是從支付中介機構提供的有價值的服務中獲益，但同時也有一種直接操作的選擇來服務於公共政策目標，如普及服務。
圖10：加拿大中央銀行CBDC應急計劃
資料來源：改編自Auer和Böhme（2020）以及與加拿大中央銀行員工的談話
到目前為止，基礎設施的細節還沒有詳細說明。加拿大中央銀行在一些新穎的基於DLT技術的概念驗證支付專案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它指出，雖然DLT技術可能是一個基礎設施的解決方案，但它絕不是必要的。同時考慮多種技術，並根據效能選出優勝者。
將考慮基於帳戶和基於代幣的准入解決方案，可能採用分層：基於匿名代幣的選項（包括但不限於儲值卡）允許小額支付。這可以透過一種低成本的專用通用接入裝置（UAD）來實現（Miedema等人（2020）），它可以讓沒有智慧手機的使用者使用CBDC。對於更大額的交易，則需要基於帳戶的准入。關於這種分層的細節，特別是在執行適當的AML/KYC標準時，當前的現金執行水平就是模型。將選擇分層，以使反洗錢和相關問題不會比目前更嚴重。鑑於可程式設計貨幣為非法使用開闢了新的選擇，實現同樣的執法水平可能需要減少對“大額”支付的定義。
在零售互連方面，儘管CBDC的重點放在國內，但基於代幣的CBDC的選擇自然使遊客和其他非居民可以使用該系統進行低價值支付。同樣，該系統的總體設計將使與國際使用和規避外國資本管制有關的問題不比當前基於現金的系統嚴重。
在批發互連方面，加拿大中央銀行將確保CBDC與所有其他付款方式可以互操作，以便可以將其與銀行存款和現金自由兌換。CBDC也將直接連線到大額轉賬系統，該系統處理批發付款。由於與國內支付系統的多種連線，這些系統與國外支付系統的所有連線也將得到保證。
結論
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可能是一種很快就能在全球許多國家使用的新型支付技術，這篇論文研究了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興起。我們提出了一種新的CBDC專案指標(CBDCPI)。我們的研究表明，在手機使用率和創新能力較高的地區，這一指數較高。特別是在非正規經濟規模較大的地方更容易出現零售型CBDC，而在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經濟體中，批發CBDC更發達。我們也注意到，CBDC專案在動機、經濟和技術設計兩方面因國家不同而有明顯差異。許多中央銀行正在追求這樣一種模式，即CBDC是中央銀行的直接負債，但有私營中介機構參與。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些差異，我們對中國人民銀行、瑞典中央銀行和加拿大中央銀行的三個先進例項進行了擴充套件。
鑑於CBDC的新穎性，以及對資金的性質和提供進行“全新”思考的範圍，根據不同國家的經濟環境和使用者的優先事項，採取不同的方法是很自然的。在那些數字支付已經非常先進，而現金使用正在減少的國家，中央銀行可能會做出特別的反應，以確保公共部門提供的支付手段的持續可用性。在數字支付普及率較低的國家，金融包容性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架構、基礎設施、准入和互連的選擇將根據本地情況進行調整。
然而，我們的概述也顯示了一些關鍵的共同特徵。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們調查的所有設計都不是為了取代現金，而是為了作為補充。其中多數仍需要中介機構發揮強大作用——儘管可能與中央銀行直接提供某些服務並行。沒有一項設計追求的是間接模式，即CBDC是對中介機構(而非中央銀行)的負債。我們認為，各國中央銀行可以透過分享有關驅動因素、方案和技術的資訊，相互學習，從而對該領域的國際政策工作形成互補。
展望未來，Covid-19疫情等事件凸顯了獲得多樣化支付手段的價值，以及任何支付方式都需要像現金那樣具有包容性和抗風險能力(見Auer等人(2020))。雖然預測未來的一系列挑戰是困難的，但各國中央銀行將繼續從長遠考慮，並仔細考慮CBDC在未來一系列潛在情景中的作用。
附錄A:CBDC指標的資料收集
本附件描述了CBDC專案指數(CBDCPI)的構建，以及中央銀行立場和探索興趣評分。
CBDCPI的構建基於Auer等人(2020a)鑑定的零售CBDC專案列表，以及在2020年3月之後宣佈的一些專案和批發CBDC專案。對於研究報告，每個釋出的報告可以取1，如果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試驗，則取2，對於已存在的CBDC取3(截至目前為止的假設)。我們只考慮擁有中央銀行或金融當局的司法管轄區。就每個轄區而言，整體指數是零售和批發分類指數的最大值。對於中國，由於缺乏翻譯成英文的材料，並且考慮到中國在該領域的突出作用，我們將專案得分定為2分。對於澳大利亞和美國,鑑於澳大利亞中央銀行RBA在向澳大利亞參議院報告時確認了關於CBDC的工作(2019),國會主席鮑威爾主席(2019)和州長佈雷納德(2020 a, b)的演講，我們定義了專案評分為1。對歐元區來說,考慮到歐洲中央銀行和幾個歐元區國家的中央銀行,我們將歐元區概括為一個整體的觀察物件(專案評分為1),以及歐元區19個成員國中的各個國家(評為0或1取決於國家中央銀行是否發表了CBDC的研究)。實證結果對遺漏單個歐元區成員國也是穩健的。對於由東加勒比中央銀行提供服務的東加勒比貨幣聯盟(ECCU)，考慮到正在進行的試點，8個成員國將作為單一觀察物件納入，CBDCPI為2。西非經濟和貨幣聯盟(WAEMU)的國家合併成一個觀察物件(CBDCPI為0)，中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CAS)的成員也是如此。公共資源的完整連結作為背景檔案的一部分。
探索興趣評分是用關鍵詞“CBDC”(搜尋詞)和“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主題)在2013年1月至2020年7月中旬期間的興趣評分的簡單平均值來估計的。每個國家得到的兩個值取平均值，得到子索引。對於中國，我們使用百度索引關鍵詞“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和“DC/EP”。我們重新標定了這些值，使它們可以與谷歌趨勢圖相比較(ie值範圍在0到100之間)，並應用了上述相同的過程。
中央銀行演講立場評分是透過對每個中央銀行發言人的演講立場進行分類，至少包含下面的列表中的一個關鍵詞:“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中央銀行數字貨幣）”、“digital currency（數字貨幣）”或“digital money”(手動檢索,以確保它指CBDC而不是私人電子貨幣)。演講來自國際清算銀行中央銀行家演講資料庫(www.bis.org/cbspeech hes/)，這是一個收集了國際清算銀行網站上公佈的中央銀行家演講的綜合資料庫，供各國中央銀行和國際組織廣泛選擇。截至撰稿時，該資料庫統計了16036次演講，時間跨度超過23年(1997年至今)，地理範圍廣泛(108個國家和125個機構)。查詢生成138個演講，其中至少包含一個感興趣的關鍵字。由此得出的樣本涵蓋了2013年12月至2020年5月期間的38個國家，包括歐元區及其幾個成員國。當演講者是歐洲中央銀行官員時，我們把他的演講稱為“歐元區”。相反，如果演講者是歐元體系中某個國家中央銀行的官員，我們就會把他的演講對標為對應的國家。對於中國，考慮到翻譯成英文的材料稀缺，我們利用公共資源對結果進行補充，包括Fan(2020)。
在整理了相關的演講後，我們對每一個演講進行了梳理和分類，從總體上解釋了該演講對於採用CBDC或者更通用的CBDC的立場。每個演講得分可以根據具體的演講立場取-1、0或+1的值。如果演講的立場明顯是否定的，或者明確表示目前沒有具體計劃發行數字貨幣，則得分為-1。在中立立場的情況下，它的值為0。最後，如果演講立場明顯是積極的，或者專案/試點已經啟動或正在進行中，那麼它的值為+1。最後，演講分數被計算為國家水平分數的簡單平均值。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任何演講評分，我們將缺失的值替換為零，符合中立立場的詮釋。
在175個國家或貨幣區的總樣本中(即與歐洲中央銀行有關的活動為歐元區，東加勒比地區為東加勒比中央銀行，這些貨幣聯盟為WAEMU和中非經共體)，有55個國家的CBDCPI值或兩個基本分數之一為非零值。在CBDC上沒有交流的其他120個國家或貨幣區域中，CBDCPI的值為0。
本文提供了完整的資料集。
附錄B：CBDC專案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