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數字經濟獨立研究員龍白滔。在數字經濟和金融技術創新快速發展的今天，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如何對待支付創新和央行數字貨幣？各國央行數字貨幣未來何去何從？本文從多個角度給出了極具價值的參考。
本文17400字，閱讀時長25分鐘。
看點摘要：
1、 加密資產興起、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全球穩定幣興起，這些都對貨幣和支付體系發起挑戰。面對這種挑戰，全球央行如何處理技術創新對貨幣和支付帶來的影響？
2、 全球央行如何透過提供“央行公共產品“來鞏固自己的貨幣權威？歷史上失敗的貨幣治理案例如何影響監管對Libra的看法？
3、 國際支付體系中美國的“長臂管轄”全球如何應對？面對支付的知識、技能和基礎設施全面旁落非歐洲企業，歐洲如何捍衛自己的支付自主權？全球為什麼熱衷的國內快速支付系統？
4、 全球主要經濟體在發行各自CBDC方面，都有哪些立場？這些立場體現了各主要經濟體的哪些差異？美聯儲是否會支援Libra有何隱藏意圖？而歐洲央行選擇了快速發行批發CBDC而不是發行零售CBDC背後有何玄機？
5、 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一的中國及央行，在這場新的貨幣戰爭中如何應對？中國又有哪些制度優勢？
筆者按：本文是筆者以央行的視角來考察央行數字貨幣，因此文中的觀點並不一定代表筆者，請讀者閱讀時注意區分央行的觀點和筆者對央行的分析。
塑造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格局的驅動力量
在過去數年，有三項發展將貨幣與支付體系的變革推到風口浪尖，他們分別是比特幣及加密資產的興起、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和以Libra為代表的全球穩定幣的興起。
當把視野擴充套件到數字貨幣之外更巨集觀的世界，我們發現有七種驅動力量在塑造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現狀和未來格局，他們分別是：
首先，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制定機構（如美聯儲FED和歐洲央行ECB）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如國際清算銀行BIS、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是決定性的力量。他們的權力核心是一群代表“不代表任何主權國家和民族的跨國資本集團”的央行技術官僚、銀行家和學者。這個群體的認知、決策和行動塑造了全球數字金融監管格局和決定了數字貨幣如何被納入全球金融體系。當Facebook釋出Libra計劃之後，G7輪值主席國法國央行即委託ECB執委Benoît Cœuré領導穩定幣工作組對其進行調研並於四月後向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提交了《全球穩定幣調查報告》（以下簡稱“G7報告”），闡述了穩定幣給監管和公共政策帶來的挑戰。G20會議後，FSB穩定幣工作組已經從G7工作組接手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制定的工作，預計2020年4月份將會提交諮詢報告的初稿。這說明全球監管已經達成共識，進入穩定幣監管政策制定的階段，意味著為穩定幣的推出做好法律和監管的準備。作為對比，比特幣等加密資產已經發展超過10年，全球監管尚未形成統一的監管方法。這說明穩定幣真正具有成為“貨幣“的潛力，已經引起了貨幣金融體系頂層制度和秩序設計者的強烈關注。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制定機構，如美聯儲、歐洲央行和中國央行等，針對面臨的貨幣和支付體系的挑戰時，他們的共識是改進現有的支付系統以更好地滿足使用者的支付需求，但在是否發展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以及發展什麼型別（零售還是批發）的CBDC方面存在明顯的分歧，這與他們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地位有關。
其次，以DNA（Data Analytics，Network Effect和Interwoven Activities）商業模式為基礎的大型科技公司，攜龐大使用者基數、完整的經濟生態和大資料以及大資料處理經驗，滲透並主導一個市場，並透過技術建立競爭壁壘，讓傳統金融企業產生嚴重依賴甚至被脫媒。這些大型科技公司通常以支付為切入並以之為中心建立了私有網路平臺和封閉、隔離的生態系統。很多還發展了以支付為中心的金融服務，如借貸、理財、保險等，顛覆了傳統金融部門以銀行為中心的產業組織結構。大型科技公司在推動創新和更好的支付服務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在中國，2018年移動支付的交易金額佔16%的GDP，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佔據了移動支付93%的市場份額。大型科技公司還進入了傳統銀行的核心領域——貨幣發行。實際上，在中國，螞蟻金服和微信支付很早就以打通貨幣市場基金與支付功能的形式實現並發展了人民幣數字貨幣業務，螞蟻金服的貨幣市場基金餘額寶資產規模超過1萬億人民幣，這約佔0.5%的廣義人民幣（M2）。但直到Facebook釋出Libra計劃，大型科技公司進入貨幣發行領域才引起全球關注。他們都在私有網路平臺上提供了自己的支付工具和貨幣（雖然是錨定於法幣），並且這些網路是以數字形式進行支付和交易的，這就是Cœuré認為的“影響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未來形態最具顛覆性的概念——數字貨幣區“。與數字貨幣區相關的一個概念是數字美元化，指一個經濟體的法定貨幣被其它的數字貨幣所取代。經濟上或社交上對大型數字貨幣區開放的經濟體尤其容易受到數字美元化的影響，即使是擁有穩定貨幣體系的經濟體。在應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私人數字貨幣舉措的挑戰時，各個經濟體有不同的策略，這都深刻地影響了全球貨幣金融體系未來的格局。
第三，以美元為主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強烈溢位效應，是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脆弱性的根源。這在全球一體化精英群體內部也獲得了廣泛共識。如英格蘭銀行行長Mark Carney稱“美元為基礎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不可持續，基於多國CBDC的網路並由公共部門提供的一籃子的合成霸權貨幣可能是最佳替代方案“。BIS貨幣與經濟部門負責人Claudio Borio稱，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最大的脆弱性來自“總資本流動和累積的庫存”，其中寬鬆偏見從核心經濟體（暗指美國）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區，一個國家的寬鬆導致了全世界的寬鬆；各個新興經濟體所採用的外匯干預工具，有效減少了不受歡迎的溢位效應。
第四，人民幣國際化經歷長時間努力但了無進展。人民幣計價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少於2%，全球儲備貨幣人民幣也少於2%，這與中國佔全球經濟總量六分之一的地位嚴重不相稱。類似Libra的全球穩定幣的出現，不僅可能侵蝕人民幣貨幣主權，也讓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更大挑戰。中國央行自2014年即開始了央行法定數字貨幣（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DC/EP）的研究工作，合理猜測是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的實力是央行發展DC/EP的初衷。
第五，線上交易和跨境交易的流行，促使了消費者對更安全、方便、快捷和低成本的跨境支付的需求。全球化的浪潮、線上服務的快速發展，以及以數字形式交付的服務的日益增長，都推動了這種變化。全球旅遊流量在過去15年中翻了一番，網際網路使用者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手機使用者數量增加了一倍。短短10年中，全球匯款增長了50%以上，而跨境電子商務活動增加了兩倍。因此新興的私人支付解決方案主要針對消費者和勞動者，而不是商家。消費者和勞動者構成更大的潛在使用者群，併產生相關的網路效應，這意味著新的數字貨幣舉措可能被使用者很快接受。傳統地，國際支付主要由公司、商戶、銀行和政府進行，他們的國際貨幣使用惰性歷來很大。現有的證據表明，在零售消費者支付方面，交易和轉換成本比用於批發跨境貿易和金融的傳統貨幣要小得多。這種網路效應對於全球網路來說更強大，可能使國際貨幣競爭未來成為一場更具活力的競爭。
第六，非銀行參與者的興起和消費者支付偏好的變化推動了非現金支付日益數字化。這導致在某些國家，從瑞典到中國，現金使用量急劇下降。今天，支付的“重心”正在向這些新的參與者，特別是大型科技公司轉移。這種位移對銀行的經濟模式構成了挑戰，但也可能對主權國家的貨幣主權構成威脅。例如，在歐洲，支付的基礎設施、知識和技術主要由非歐洲公司所擁有；在中國，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佔據了移動支付93%的市場，大部分交易都透過他們構建的私有網路平臺進行。
最後，由密碼朋克和技術極客推動的區塊鏈技術的發展。這支力量點燃了數字經濟的第一把火，並持續為之貢獻創新和理念。數字經濟的第一波是比特幣和加密資產表親們（如以太坊等）的興起，但因為極高的波動性、（有爭議地）缺乏內在價值、不可預測的交易成本和確認延遲、治理不透明等原因，導致他們無法作為可靠的貨幣工具而目前主要被用於投機。雖然第二波——加密資產穩定幣——也是由這支力量所推動，但真正引起主流的關注卻是以大型科技公司進入穩定幣領域為開始的。這支力量的缺點和優點一樣突出：優點是理想主義（純粹的民主和去中心的理念）驅動、技術精湛、創新源源不絕和社羣影響力強等；缺點是極端的理想主義會阻礙與傳統世界的融合並且容易落入小眾和非主流，技術驅動意味著缺乏理論指引（例如中本聰的比特幣“貨幣“理想也許永遠不會實現）因此易入歧途（ICO/IEO等無一不是最終一地雞毛）。所以這支力量能夠為數字經濟持續貢獻顛覆性的技術和理念，但卻不能成為未來貨幣格局的決定性的力量，甚至不是有關鍵影響力的力量。
以上每一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關於貨幣和支付系統的基本架構的問題。由它們引發的關於貨幣和支付系統未來的爭論才剛剛開始。但全球央行都已經明確，它們需要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方式處理與技術創新及其對貨幣和支付的影響有關的問題，它們也必須確保創新要保證法律確定、治理健全、金融穩定並符合高合規標準，同時不妨礙有益的創新。雖然在是否發展CBDC以及發展什麼型別的CBDC方面全球央行存在顯著不同的觀點，他們在加強央行貨幣作為公共產品的屬性、加強貨幣治理、以及支援創新的支付解決方案方面，擁有廣泛共識。
摩天大樓和央行公共產品
所有來上海的人可能都會讚歎高達632米的中國第一高樓上海中心，像一把軍刀直插入雲霄。人們讚美它的雄壯的時候，往往忽略它地下80多米的基礎。但是，不能因為地基不可見就說它不重要。相反，地基是非常重要的。筆者曾用“沙灘上的摩天大樓”來形容Libra，我們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貨幣和金融體系——貨幣和金融架構需要堅實的基礎，就像摩天大樓一樣。建立這些基礎就是央行的職責。就像摩天大樓的地下基礎一樣不可見，央行的作用可能對絕大部分人來說也是不可見的，但是它一定存在那裡，支撐著貨幣金融體系。
央行為貨幣和金融體系建立的基礎，是“央行的公共產品”。貨幣體系是建立在對貨幣的信任之上。這是隻有央行才能提供的。與法律制度和其他公共產品一樣，中央銀行所支撐的信任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中國央行前行長周小川2018年底發言說，“私營部門可以參與數字貨幣體系，但需具備公共精神”。BIS總經理Agustín Carstens說，“貨幣體系是作為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基礎的公共產品，公共部門需要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在最近的《貨幣和支付系統的未來：中央銀行扮演什麼角色？》發言中，Carstens解釋了，透過履行現代雙層支付體系的四種角色，央行提供了“央行公共產品”和鞏固了公眾對貨幣的信任。
現代支付系統有兩個層次，央行是商業銀行的銀行。這種雙層體系是基於賬戶的貨幣體系的縮影。央行向商業銀行和其他支付服務提供商（PSPs）開放賬戶，以便國內支付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結算。二級體制的關鍵是中央銀行的獨特地位，它起著四個關鍵的支撐作用。
央行的第一個角色是提供貨幣體系中的賬戶單位。當我們看到一張美元鈔票時，它代表了美聯儲向持有者提供一美元的承諾。從這個基本承諾，經濟體中所有其他的承諾都隨之而來。
央行的第二個角色是利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作為結算工具，提供支付的最終性。央行是依法建立的，實現借記付款人賬戶和貸記收款人賬戶的可信賴的中介機構。一旦透過央行的賬戶完成借記和貸記賬戶，支付是最終的，是不可撤銷的。在央行看來，央行提供的支付最終性是比特幣不能比較的。比特幣的世界裡，一切都透過去中心的共識來運作，共識所說的即被認定為事實。在這樣一個系統中，如果有足夠大的一組礦工/記賬節點相互勾結就可以改寫分散式賬本的歷史，過去支付的款項可能變得無效。當央行是最終的終結擔保人時，這根本不可能發生。一旦支付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結算，它就是最終的。逆轉此類事務的唯一方法是執行相反的新事務。
央行的第三個角色是，透過提供足夠的清算流動性，確保支付系統不發生擁塞能夠順暢執行。在壓力時刻，在提供流動性方面，央行的作用是作為最後貸款人，其作用更為明顯。相比較單個系統參與者維護的現金餘額，現今大額支付系統中的支付價值很高。如果付款必須彼此等待，則很容易造成擁塞。如果央行可以直接以日間透支的形式向其批發賬戶發放貸款，它可以幫助解決支付擁塞的問題。這些透支有時是大量的。在全球金融危機（GFC）發生前的幾年裡，美聯儲每天向金融體系注入高達1800億美元，約佔每日支付總額的5%。在GFC之後，日間透支已經回落，但仍然反映了商業銀行在美聯儲維持的準備金餘額（相比較之前）要大得多。一般觀點是：結算流動性只能透過央行支援才能得到滿足，否則參與者將需要鉅額現金餘額。在壓力時期，央行的最後貸款人角色仍然是金融體系安全的核心。
央行的第四個角色是監督支付系統。透過設定要求和執行這些要求來確保支付系統的安全和效率。
這四個角色為現代雙層支付體系奠定了基礎。透過履行這些職能，央行鞏固了公眾對貨幣的信任，貨幣是維持金融體系的一種核心公共產品。畢竟，貨幣體系是一個關鍵的公共基礎設施，每個人都依賴它，它應該服務於公眾的利益，而不是為了私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貨幣治理
縱觀歷史，私人貨幣來來去去。一些貨幣持續時間比其它貨幣更長。關鍵問題一直是如何支撐一種特定形式的貨幣的價值。在私人貨幣實驗中，起點始終是，透過掛鉤資產和為貨幣發行建立"約束性"的規則，來支援被髮行貨幣的價值。但歷史告訴我們，最終，利潤最大化的誘惑開始侵蝕發行人對貨幣價值的承諾，而貨幣價值最終屈服於治理失敗。BIS和荷蘭銀行近期將釋出一篇論文以阿姆斯特丹銀行（1609-1820 年）為例來分析銀行貨幣治理失敗的原因。
阿姆斯特丹銀行是作為存款和支付銀行成立的，它為儲戶提供基於賬戶的貨幣。商人向銀行支付金幣，銀行發行由這些硬幣支援的存款。反過來，這些存款可用於支付和結清財務索賠。
在基於賬戶的貨幣的建立和管理方式上，阿姆斯特丹銀行與"穩定幣"十分相似。存款的價值由資產支援來維持。因此，基於賬戶的貨幣不僅可作為賬戶單位和支付手段，而且可以作為價值儲存。170年來，非常成功的阿姆斯特丹銀行擁有絕對安全的資產負債表，負債幾乎完全由金屬庫存支撐（見下圖，頂柱藍色）。該行的良好聲譽使該銀行在透過透支向市場參與者提供流動性援助時，不時偏離其章程。然而，在1770年代後期，它向最大的客戶荷蘭東印度公司貸款越來越多，從而進一步偏離了章程。隨著其信譽的逐漸消失，以及其（儲備）支援的質量（見上圖，中間柱藍色）逐漸消失，公眾對其基於賬戶的貨幣的信任也逐漸消失。結果1795 年的擠兌導致銀行崩潰（參見圖中的下柱藍色）。
圖：阿姆斯特丹銀行資產負債表（資產端）來源：BIS
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歷史在目前關於穩定幣的爭論中引起強烈反響。教訓是，良好的治理至關重要。治理不僅僅是憲章的條文，而且必須足夠強大以抵制可能破壞憲章的力量。即使一個穩定幣由非盈利實體經營，其長期可持續性仍然受到其治理安排的信譽和範圍的限制，特別是在其資產支援、儲備管理等方面。Cœuré領銜完成的《G7報告》中列舉了穩定幣帶來的法律和監管的挑戰，包括法律方面的明確性、健全的治理、反洗錢/反恐融資/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融資、市場誠信等，交易對手風險以及在需要時誰將提供流動性和援助，也是穩定幣可持續性的關鍵因素。
近期即將卸任的瑞士聯邦主席兼財政部長Ueli Maurer表示，Libra目前的設計“沒有機會”，因為央行不會接受基於一籃子資產來支援發行穩定幣並穩定其價值的方案。Libra協會負責人在2019年10月已經表示將簡化其設計——從掛鉤一籃子資產修改為掛鉤單一法幣。相應地，Libra的儲備管理機制可能從最初類似貨幣市場基金的管理方式轉變為簡單的法幣存託模型。這有助於提升Libra的法律明確性、加強其治理並降低金融穩定性風險。一般地，貨幣市場基金的收益率會顯著高於銀行存款。因此Libra變更儲備管理機制後，其盈利能力將被嚴重削弱。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Libra協會近期修改白皮書，刪除了“向Libra協會成員支付分紅”的描述。
批發和零售CBDC
CBDC可以分為批發CBDC——其中網路參與者是已經能夠訪問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金融機構——以及零售CBDC，後者也可供一般使用者——如企業和消費者——使用。對於批發CBDC，受監管的金融機構使用的基於賬戶的CBDC，長期以來已經以商業銀行持有的常規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在。因此，批發CBDC相當於準備金的代幣化。代幣化批發CBDC正在發展，用於涉及大額支付系統的特定應用，如大型證券交易結算。例如，加拿大銀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經測試了在跨境批發結算中使用基於代幣的CBDC。私營部門還提議批發穩定幣，例如摩根幣和公用事業結算幣(Utility Settlement Coin: USC)。
對於批發支付，結算流動性尤為重要。對於實時交易的大額支付系統，支付價值相對於現金餘額而言是很大的，結算流動性是潛在效率低下的一個關鍵來源。央行可以向支付系統參與者提供透支，以便以較低的先行融資的(prefunded)流動性獲得更即時的付款。CBDC代幣技術本身並不排除結算流動性要求，採用代幣化CBDC技術也不排除央行提供日間透支的需求。但是，CBDC可以與央行結算流動性的供給相容。
由於批發CBDC將主要限於目前使用中央銀行存款的機構，因此，批發CBDC不會引發與廣泛可用的零售CBDC相關的棘手的商業足跡問題，對現有貨幣政策也幾乎沒有影響。
BIS於12月12日發表論文《批發數字代幣》討論了數字代幣作為解決批發交易的手段的作用。中國央行穆長春參與了報告的工作。筆者猜測中國央行正在進行批發CBDC相關的研發工作。
零售CBDC的引入將代表一場徹底的變革。當涉及到全天候支付可用性、不同程度的匿名性、點對點轉移或對貨幣適用利率的範圍時，零售CBDC將開闢多種新的可能性。但它們對流動性、盈利能力和銀行中介行為也產生了潛在的負面外部性。無論它們是否作為一種新的、獨立的貨幣工具，都可能帶來潛在的金融穩定性風險（如銀行存款大規模和/或突然轉換為CBDC的“擠兌”）和削弱已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如央行不能精確控制基準利率和流動性供給）。筆者2019年8月發表於《財經》的文章《央行法定數字貨幣實踐中的風險防範》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詳細討論。
發行零售CBDC將會削弱商業銀行“透過發放貸款的形式創造貨幣”的能力，這對理解央行對於零售CBDC的立場至關重要。
用一個簡化的模型來考察銀行的商業模式。根據監管的要求，銀行所有的存款負債需要有對應的資產支援，存款的不同貨幣型別所對應的資產要求不一樣。物理現金要求100%準備金（即商業銀行在央行的一元儲備金只能兌換一元物理現金），考慮到物理現金的分發、保管和回收成本以及物理現金並不生息，商業銀行持有現金實質上是虧錢，因此所有商業銀行都傾向於持有最少量的現金，僅僅為滿足使用者提現需要。一般存款要求部分準備金，假設存款準備金率為10%，那麼商業銀行在央行的一元儲備金可以派生出十元存款貨幣。當商業銀行在央行的準備金不足時，商業銀行可以透過抵押自己的流動性資產給央行，向央行借入準備金。所以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資產規模約束了它創造存款貨幣的能力。考慮到商業銀行透過貸款創造存款貨幣，因此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資產規模約束了其創造信貸的規模。與物理現金類似，（零售）CBDC要求100%準備金。因此從商業銀行存款到CBDC切換，實際上逼迫銀行將對等規模的存款，從部分準備金轉到100%準備金，這將迅速消耗掉商業銀行所持有的流動性資產，因此會嚴重影響信貸的數量和價格。考慮到貨幣乘數，一般情況下，銀行即使耗光流動性資產也無法支援使用者的存款到CBDC的兌換，銀行不得不折價回收貸款資產。銀行可能迅速陷入無清償能力的境地。
央行支付創新
改善當前基於賬戶的系統
改善零售支付系統最有效的方法是擴建當前的基於賬戶的雙層系統，以適應更快的支付。這將基於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為傳統銀行和創新的非銀行支付服務提供商（PSP）提供空間。
央行可以透過允許新的非銀行PSP訪問央行的結算賬戶來促進競爭。中國、英國和瑞士已經這麼做了。中國自1999年誕生了第一家第三方支付企業，截至2018年底，央行發放了約270張第三方支付牌照。英格蘭銀行已經調整了結算賬戶政策以允許非銀行訪問。在瑞士，有牌照的金融科技公司被允許訪問瑞士國家銀行的賬戶。為了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並尊重相稱原則，輕度監管必須與減少訪問央行的服務同時進行。例如，受到輕度監管的PSP只能以預先融資的基礎上訪問央行結算賬戶。換句話說，它們沒有資格獲得透支或其他央行流動性援助。
當大型科技公司涉足支付業務時，就會出現新的問題。他們的商業模式依賴於透過線上平臺（社交網路、電子商務平臺和搜尋引擎）實現大量使用者之間的直接互動。一個重要的副產品是大量的使用者資料，它作為利用自然的網路效應的服務的輸入，從而產生更多的使用者活動。增加的使用者活動完成了這個迴圈，因為它生成更多的資料。由於這種資料—網路—活動的反饋迴圈，這些大型科技公司進入支付服務帶來了嚴重的市場力量和資料隱私問題。
中國央行最近採用了雙層系統的改革，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完全整合進央行支付體系。首先，改革要求大型科技公司的備付金率從20%提升到100%，並且將備付金賬戶從商業銀行收歸到央行。此舉旨在嚴格限制大型科技公司將這些資金投資於銀行系統內有息資產，或限制他們透過信貸平臺向客戶提供信貸，冒險進入影子銀行。其次，大型科技公司被要求透過新建立的國有的網聯平臺進行支付結算。透過一個公共平臺結算提升了透明性，代替了之前第三方支付平臺和銀行間複雜和不透明雙邊關係，並且為中小第三方支付平臺提供了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國際支付體系中的美國“長臂管轄“和全球應對
在以美元為主的國際支付體系中，SWIFT已經成為美國揮動制裁大棒並且玩弄“長臂管轄”的利器，甚至被用來對付美國的盟友。不僅用來制裁與美國不友好的國家如朝鮮、伊朗和俄羅斯等，美國已經威脅要透過切斷SWIFT連線來制裁仍與伊朗保持貿易關係的歐洲公司。
歐洲的國家包括英國、德國和法國已經開始與伊朗建立一個獨立的支付體系——歐洲—伊朗結算機制——以規避美國對伊朗以及與伊朗保持貿易關係的歐洲公司的制裁。2019年12月初，比利時、丹麥、芬蘭、挪威、荷蘭和瑞士宣佈加入該新結算機制，也歡迎中國和俄羅斯加入。
中國早在2012年4月就開始建設並於2015年10月正式啟動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提高跨境清算效率和滿足各主要時區的人民幣業務發展需要，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和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國央行於2018年5月完成了該系統的第二期建設。考慮到美國日益將SWIFT作為一種日常的工具用於“長臂管轄“，中國政府花近8年時間建設了完全獨立於美元支付體系的跨境支付基礎設施。
歐洲支付系統自主權的憂慮和應對
ECB執委Benoît Cœuré在2019年11月的《走向明天的零售支付——歐洲的戰略》發言中表達了歐洲金融精英對歐洲支付系統自主性的憂慮以及應對措施——歐元體系零售支付戰略，該項戰略的核心是市場化的泛歐零售支付解決方案。
雖然歐洲在單一市場和貨幣聯盟方面已經取得重要進展，但針對零售支付市場，仍然缺乏歐洲解決方案。這是因為缺乏泛歐行事的方式，國家碎片化，以及（非歐洲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建立單獨的新的支付生態的方式來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跨境支付的需求。目前，在歐洲占主導地位的支付系統的知識、技能和基礎設施都屬於非歐洲公司——以Apple、Google、Facebook和Amazon等為代表的全球大型科技企業。
完全依賴非歐洲的和新的生態系統可能帶來兩種風險。第一，全球穩定幣帶來的未經驗證的性質的風險。第二，可能損害歐洲支付系統自主性和彈性，不適應歐洲單一市場/單一貨幣的需要。依賴非歐洲的全球參與者，使得歐洲支付市場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擾。擁有全球市場力量的服務提供商不一定會從歐洲利益相關者最佳利益出發。其他國家的貨幣力量不會從歐盟的最佳利益出發，甚至被用來對付歐盟。
Cœuré認為應對這些風險的唯一有效對策是歐洲銀行合力來提供既反映消費者需求又加強單一市場的支付解決方案，因此歐洲央行理事會已經決定積極推動零售支付的泛歐市場舉措。歐元體系零售支付戰略的核心是泛歐的市場化支付解決方案。
筆者認為，歐洲實施零售支付戰略的挑戰有兩點——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挑戰和歐盟國家的碎片化。
歐洲一直沒能形成本土的大型網際網路企業，因此當全球大型科技企業攜龐大使用者基數和多樣化的經濟活動的生態進入支付和更廣泛的金融服務領域時，歐洲幾乎無力抵抗。雖然單一的歐洲支付方案能夠提供給消費者全球一致的支付體驗，滿足其對支付快捷、低成本、安全、易用的需要，但與大型科技企業的DNA商業模式相比，幾無勝算。DNA商業模式的關鍵特徵是資料分析（Data Analytics）、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和緊密結合的（經濟）活動（Interwove Activities）。這三種元素互相增強：網路外部性為使用者帶來更多使用者和更多價值，這反過來又允許大型科技公司生成更多資料，這有助於增強現有服務並吸引更多使用者。與大型科技公司相比，歐洲銀行（特別是單個銀行）擁有的客戶基數小得多，提供的服務型別（經濟活動）侷限於傳統金融服務，缺乏大資料和大資料處理經驗。銀行在利用資料、網路外部性和緊密結合的活動之間的反饋迴圈方面遠不如大型科技公司有效。銀行與大型科技公司在提供金融服務方面的競爭力差異還體現在後者的增長已經對金融服務業的行業組織產生更深遠的影響。金融等級制度正在逆轉，銀行從傳統金融系統的中心正在降級為從屬於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支付服務，中國的螞蟻金服和騰訊已經表現出這種特徵。
歐洲國家的碎片化可能削弱歐洲實施零售支付戰略的效果。這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統一的支付解決方案的歐洲利益相關者是碎片化的歐洲銀行業，作為對比大型科技公司的支付解決方案背後是一個強大的網路平臺和一個經濟生態。其次，單一歐洲市場實際非常碎片化。Cœuré在2019年9月《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面臨的數字挑戰》 的發言中指出，”儘管20年前創立了單一貨幣，但歐元區的跨境電子商務並未起飛。國內偏見依然強烈。只有三分之一的歐洲電商購物者從其他歐盟國家的賣家購買商品。大約40%的歐洲網站不向其他成員國的消費者銷售，而近80%的線上銷售是國內的“。Cœuré繼續說，”將新貨幣（如Libra）連線到現有網路可能比在現有貨幣（歐元）上構建新網路更容易。很少有零售商將歐元的引入視為圍繞歐元建立泛歐網路的機會“。無論是否使用歐元，單一服務市場仍然不完整。
筆者認為，為鞏固歐洲支付系統的自主性，歐洲首要任務是鞏固和擴大以歐元結算的貿易計算量。2018年，美國和歐盟分別佔全球貿易總量10%和11%，但美元和歐元結算的全球貿易量分別為50%和30%。歐洲貢獻了相當額度的美元計價貿易量（即使貿易雙方與美國都沒有關係）。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容克曾表示，歐洲每年進口價值3000億歐元的能源，但卻要用美元支付80%的訂單，這十分荒唐。任何一種國際貨幣的地位都是首先以其支付的貿易總量來衡量的。
為鞏固歐洲支付系統的自主性，歐洲應該像中國央行一樣堅決地發展零售CBDC以增強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力，抵禦類似Libra全球穩定幣對自己貨幣主權的侵蝕。但歐洲央行為了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而選擇發展批發CBDC而不是零售CBDC。本文後面會詳細討論。
全球熱衷的國內快速支付系統
線上交易和跨境交易的興起，促使了消費者對更方便、快捷、低成本和安全的跨境支付的需求日益增長。傳統地，跨境支付是臭名昭著地緩慢和昂貴。Libra的興起主要以提供快速和低成本的跨境支付作為切入點。全球央行作為應對Libra挑戰的第一步，往往選擇大力改進國內支付系統——顯著提高速度和降低成本，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因此，我們觀察到，在基於銀行的雙層支付系統中，快速零售支付系統正在逐漸普及。目前，45個司法管轄區擁有快速支付系統，預計很快會增加到60個。
這一領域的創新者包括新興經濟體和其他不受傳統技術約束或不受既得利益群體抵制的人。作為最典型的支付創新者，中國在2013年就啟動了第二代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解決了快速和低成本的國內支付問題。中國的移動支付也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直到2018年12月ECB才上線了目標即時支付結算（Target Instant Payment Settlement: TIPS）系統，以支援在歐元區內全天候低成本、實時的支付結算，但TIPS只是歐洲支付系統的後端，歐洲仍然缺乏一個統一的支付前端。在某些方面，美國是少數幾個沒有普及快速支付的發達經濟體之一。直到今年，美聯儲理事會才宣佈，美聯儲自己的快速支付系統——FedNow——將在2023年或2024年投入使用。
美國私人數字貨幣監管格局與拒絕（零售）CBDC
紐約聯儲法律組執行副總裁Michael Held於2019年12月初的發言——《美國針對加密貨幣的監管和方法》——介紹了美國針對私人發行的數字貨幣的監管格局，稱美國政策制定者和監管機構尚未制定出監管私人數字貨幣的總體框架。雖然各家聯邦監管機構都表現出將現有監督工具用於數字貨幣的意願，但監管效果一部分取決於數字貨幣的功能使用，一部分取決於有權監督數字貨幣的各種立法者和監管機構的優先事項。這裡存在的挑戰有，數字貨幣的資產類別（商品、證券或貨幣）的邊界模糊；各州方法有不一致處理的風險，可能有對許可標準進行“底線競速”的風險；聯邦銀行監管機構對數字貨幣的發行、持有和轉移等活動的可准許性基本上保持沉默。12月19日福布斯文章稱美國國會正在起草和討論《2020加密貨幣法案》，法案初步稽覈內容將數字資產分為三類，並將數字資產的監管權按三種類別——加密貨幣、加密商品和加密證券——分別分配給金融犯罪執法網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設計的監管方案缺乏跨部門協調、美聯儲作為最適當的監管者“可恥“地保持沉默，這體現了美國國內針對數字貨幣行業強大的監管遊說力量。
美聯儲理事Lael Brainard於2019年10月發言並且在12月再次強調了美聯儲針對穩定幣和CBDC的立場。Brainard表示，美元的現行制度令人信服，因為：流通中的物理現金繼續上升；美元是全球重要的儲備貨幣，保持公眾對主權貨幣的信任至關重要；美國也有一個強大的銀行系統，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美聯儲已經廣泛提供並擴大了各種數字支付的選項。發行（零售）CBDC還可能面臨法律問題——如保護使用者隱私和打擊非法活動的複雜均衡。作為對比，中國央行發行DC/EP的決策就顯得更為果斷——DC/EP的“前臺匿名，後臺實名“的可控匿名設計實質上是犧牲了物理現金的絕對匿名性。發行CBDC可能有助於解決零利率下限的難題，但美聯儲傾向於使用現有的貨幣政策工具而不是引入CBDC來解決這些問題。發行CBDC還可能引發金融穩定性的風險，例如存款大規模和/或突然被兌換為CBDC的”擠兌“，以及商業銀行去媒的風險。發行CBDC也可能帶來操作風險，如央行需要運營上億賬戶，或存在電子偽造和網路風險等。因此，Brainard的結論是美聯儲短期內不會發行CBDC。筆者看來，Brainard理事所陳述的理由除金融穩定性之外大都站不住腳，最重要的理由她並沒有講——發行零售CBDC將削弱商業銀行的商業模式。
2019年12月初美國財政部長Steven Mnuchin在國會表示，已經與美聯儲達成共識，認為美聯儲在5年內沒有發行CBDC的必要，同時，也不反對Libra發行數字貨幣。筆者2019年10月的文章《美元的Libra，美元的未來》指出華爾街才是決定Libra前途的“命運之神“，Libra在國會面臨的各種質詢只是”茶壺風暴“。美聯儲不反對Libra的原因是：（一）Libra的穩定幣發行機制基於美元法幣M2，沒有M0創造，因此保護了商業銀行的利益。（二）Libra使用區塊鏈和智慧合約技術，不僅讓美聯儲可以提升支付清算基礎設施的效率和降低成本，還能夠極大增強美聯儲對貨幣體系的管控能力。中國政府有多喜歡區塊鏈，美聯儲就有多喜歡Libra。（三）Libra現在掛鉤單一法幣和基於法幣存託的儲備管理機制，沒有創造新的記賬單位，維護了美元的貨幣權威。（四）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存在根本性的脆弱性，美元面臨被廣泛批評的窘境。Libra已經被成功塑造為”挑戰美元霸權，遭受無情打壓“的悲情英雄形象，沒有比Libra更合適的擋箭牌了。（五）Facebook擁有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活躍使用者基數，具有潛在的全球規模和範圍。因此Libra是能夠與中國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相匹敵的支付和數字貨幣方案。（六）美聯儲認為數字技術的使用者接受速度可能超過歷史上任何技術被使用者接受的速度，例如電話用了40年才進入80%的美國家庭，網際網路13年，智慧手機少於10年，數字貨幣可能會更快。（七）Libra的數字優勢，可能帶來”數字美元化“的效果。在經濟上或者社交上對Facebook生態開放的經濟體，即使它擁有健全的貨幣體系，也容易受到”數字美元化“的影響。因此，對於美聯儲，沒有比Libra更好用的進攻武器了，在需要將貨幣作為一種武器的時候。
作為全球霸權貨幣，美元怎麼可能缺席數字時代的狂歡呢？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在2019年7月的文章已經揭示了Libra的底牌——“最終只和美元掛鉤，成為官方的數字美元發行和運營者“。所以美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與大家繼續玩耍而已。
歐元區欲搶先發行批發CBDC
理解歐元區在CBDC的立場，需要首先理解歐盟和歐元區。歐盟是在“歐洲一體化“的理念下形成的政治、經濟與貨幣聯盟，在單一貨幣和單一市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歐盟成員國的外交由歐盟政府——即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等——負責，軍事由北約負責。歐盟27個成員國，其中19個形成貨幣聯盟屬於歐元區成員國。歐洲央行是歐元區貨幣政策唯一的決策者，擁有很強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建立於歐洲法律的最高階別之上，超越了成員國的所有法律——它不從歐盟政府、成員國政府接受指令。英國已經脫離歐盟，法國和德國是歐盟領導國。歐盟的成立基礎是超越主權的經濟與貨幣聯盟，實際上是削弱成員國的主權，這是一種反國家意識——將過去民選政府的權力轉移給未經選舉的一群技術官僚手中，特別是將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決策權轉移給未經選舉的一群央行技術官僚手中，以超越個別國家憲法的合法形式。歐洲央行的權力核心，與FED、BIS和FSB等一樣，是一群代表了”不代表任何主權國家和民族的跨國資本集團“的央行技術官僚、銀行家和學者，所以他們的立場可能與代表主權國家政府的官員立場相悖。因此，ECB在歐元區貨幣政策方面的聲音才是決定性的，歐盟政府、歐元區成員國政府的聲音並不是。ECB的決策機構——管理委員會——由執行委員會成員和成員國央行行長組成，因此成員國央行（獨立於其政府）的立場與ECB是一致的。
Libra白皮書釋出之後，G7輪值主席法國央行立刻委任ECB執委領導了對穩定幣的評估工作並且在四個月後將評估報告提交給G20財長和行長會議。FSB穩定幣工作組繼續制定穩定幣全球監管政策建議——意味著為穩定幣推出做出法律和監管的準備。ECB執委Benoît Cœuré在2019年10月接受布隆伯格採訪時表示，“全球金融監管機構沒有計劃禁止Facebook Libra或其它穩定幣，但這些以官方貨幣為支撐的數字貨幣必須符合最高的監管標準”。這些都表明ECB權力核心並不意圖阻止或反對Libra，雖然歐盟政府或歐盟國家政府強力反對Libra的聲音綿綿不絕。
法國央行行長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在2019年12月初發言稱，發行CBDC有三個目標：（一）在現金使用量迅速下降的國家（如瑞典）保證所有公民都能訪問到央行貨幣。CBDC將有助於維護對金融系統的信任。（二）CBDC有助於效率提高、中介成本降低和彈性，這些好處可能來源於央行貨幣的“代幣化”，尤其是在結算和交易後活動中。（三）對包括法國和歐洲在內的政治當局而言最重要的原因，是建立CBDC將為他們提供強大的槓桿，使之在面對像Libra這樣的私營部門倡議時能夠維護主權。他認為“至少先發行批發CBDC將具有一定的優勢，因為我們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這樣的發行人，因此將獲得擁有基準CBDC的好處”。這非常符合法國人的德性——不放過任何一個扮演世界領袖的機會。德國央行執委Johannes Beermann稱“批發形式是對現有結構的改進，但它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很小或根本沒有影響”，因此發行批發CBDC是一次無害的嘗試。
雖然迫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CBDC發行人”，ECB卻對發行零售CBDC保持高度警惕。法國央行行長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 表示“要檢查（零售）CBDC為流動性、盈利能力和銀行中介行為產生的潛在負面外部性”，法國央行第一副行長Denis Beau稱“在歐元區範圍內推動零售CBDC的商業案例有點薄弱“，德國央行執委Johannes Beermann稱”對於發展至今的家庭、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之間的經濟關係而言，零售形式可能意味著一種正規化轉變“。“正規化轉變”的表達委婉而又藝術，潛臺詞即是發行零售CBDC破壞商業銀行“透過發放貸款創造貨幣”的商業模式。
Libra針對解決零售支付的場景，如果發行批發CBDC被視為對抗Libra的手段，那隻能是驢脣不對馬嘴，但為什麼會發生呢？
結合ECB發行批發CBDC的嘗試和前文所述歐洲所謂的零售支付戰略，這只是在面臨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在跨境支付和數字貨幣創新帶來的挑戰時，歐洲金融精英的權宜之策——喪失（主權政府的）貨幣主權和零售支付的陣地，還是從商業銀行回收一部分鑄幣權給“央行”（政府）以增強抵禦其他貨幣對其主權的侵蝕。歐洲金融精英做了與他們中國同行們（稍後討論中國）截然不同的選擇，這種選擇是有理由的。超主權的歐盟的成立基礎是反國家意識和削弱成員國主權，歐洲的銀行背後是一群沒有國家意識的精英們。在面臨這種挑戰的時候，自然的選擇是維持銀行手中的鑄幣權要高於去維護在他們意識中一直淡薄甚至不存在的國家（貨幣）主權。這也解釋了歐洲央行高官對Libra暗許態度的理由。
可能讀者會感到吃驚，ECB竟然會以貨幣主權的代價去維護銀行家的權力。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概念的發明人、暢銷書《日元王子》的作者Richard Werner在2003年就預測歐洲央行會透過持續大規模量化寬鬆操作創造資產價格泡沫，以製造衰退逼迫歐元區國家向歐洲央行出讓財政主權，以促進建設財政聯盟和推進歐洲一體化程序。不論該書對歐洲央行的動機判斷準確與否，對其行為的預測是如實的。再一次，筆者最熟悉的歐洲央行執委Benoît Cœuré出場了，他在2019年12月初《單一貨幣：未完成的議程》發言中闡述了“歐元區的三道防線”：（一）要完善單一市場，特別是服務業，促進資源有效分配，和成立資本市場聯盟；（二）建設可持續和促進增長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應該利用它來促進投資。債務高企的國家應調整其政策，以便在將來重新獲得財政空間，從而限制他們對鄰國帶來的風險。所有國家都可以提高支出質量。（三）加強有效的區域工具包——統一存款保險計劃、共同的財政能力和共同的安全資產。
最終當貨幣聯盟攫取了成員國的財政權力，貨幣聯盟變成了貨幣和財政聯盟，誰將是歐盟真正的當家人？沒有了貨幣、財政、軍事、外交權力，成員國政府還有什麼？這確實是拷問靈魂的問題，我們還會有更多類似的問題。
中國大力發展DC/EP
2019年8月10日，中國央行穆長春司長介紹了央行法定數字貨幣實踐DC/EP：採用雙層運營架構，即央行先把CBDC兌換給商業銀行或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現階段CBDC定位於物理現金的電子取代物，屬於M0，被視為央行的負債；主要支援零售支付場景；CBDC不計息；雙層運營體系不會改變現有貨幣投放體系和二元賬戶結構，不對商業銀行的存款貨幣形成競爭；該方案不對現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帶來影響；不預設CBDC開發的技術路線。
因此DC/EP具有明顯的零售CBDC特徵，雖然公眾不能直接在央行開設賬戶，透過“雙層運營架構”，公眾可以訪問央行發行的數字形式的DC/EP。
中國央行也在密集地與銀行、境外金融機構和擁有國際業務的大型企業（如華為）進行機構、跨境清結算方面的測試。從BIS最近的論文《批發數字代幣》中，我們也可一窺中國央行批發CBDC方面的工作。因此，我們謹慎推測，DC/EP也兼具批發CBDC的特徵。
中國央行DC/EP的工作始於2014年，卻在2019年Facebook釋出Libra白皮書之後被高調宣佈並被加速程序。合理的猜測是中國央行寄希望數字化人民幣來提升其國際化競爭實力，因此始於2014年；中國央行視Libra侵蝕人民幣主權，因此寄希望DC/EP對內維護貨幣主權，因此加速於2019年8月。中國央行始終對DC/EP具體上線日期三緘其口。考慮到一方面DC/EP作為一種新形式的央行貨幣，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充分測試以緩解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DC/EP承擔了對內抵禦Libra侵蝕人民幣主權之責，筆者謹慎預期DC/EP上線日期會稍微提前於Libra。
前文已經分析，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高度謹慎零售CBDC，為什麼中國央行能夠做到發行零售CBDC呢？這裡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國央行代表了主權政府的意志，真正體現了社會公眾利益，因此較少受到銀行既得利益階層遊說影響。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央行中，中國央行可能是唯一稱得上“符合公眾利益“的。第二，中國央行DC/EP的設計中包含了諸多考慮，如雙層運營、小額支付、不替代銀行存款、賬戶分級設定限制”擠兌“等，施加了較多限制以”閹割“零售CBDC的功能和減緩對商業銀行的衝擊，因此DC/EP能夠爭取商業銀行的支援。第三，中國央行針對數字創新和風險持謹慎和務實的態度——在數字潮來臨之前，貨幣體系已經存在不少問題，數字潮到來之後，可能會給貨幣體系帶來新的問題。無論做還是不做，新舊問題都需要解決，晚做不如早做，少做不如多做，做的時候經過長期研究、論證、嘗試和測試，以緩解數字創新帶來的風險。中國央行這種謹慎又務實的態度，與法國央行極度政治投機的嘴臉形成鮮明對比，全球第一個發行CBDC的央行大概率會是中國央行。
歸根結底，中國央行能夠超越銀行階層的利益率先發行零售CBDC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制度優勢——央行真正代表了主權政府和公眾的利益，而不是受少數資本集團的左右。
總結和更深層次的思考
本文已經考察了美聯儲、歐洲央行和中國央行在CBDC與支付體系方面的立場。可能有讀者還覺得意猶未盡，全球更多央行，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瑞士、新加坡等國央行在數字創新方面都不落人後，是否應該把他們也納入討論範圍。筆者的回答是沒有必要。基本上，瞭解了當代最大三個經濟體的貨幣體系的奧秘，就洞悉了現代貨幣金融體系幾乎全部秘密。這三個經濟體的貨幣體系都體現出極強的自主性和獨特特徵，而其它經濟體的貨幣體系或者是這三個的影子（例如英國之於美國），要麼是這三個的衛星（例如加拿大、日本等之於美國），在空間有限的討論中，這三個已經具備足夠代表性。
加密資產的興起、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和全球穩定幣的興起，這些發展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關於貨幣和支付體系的基本結構的問題。在面臨這些挑戰時，全球央行都已經明確，它們需要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方式處理與技術創新及其對貨幣和支付的影響有關的問題，它們也必須確保創新要保證法律確定、治理健全、金融穩定並符合高合規標準，同時不妨礙有益的創新。雖然在是否發展CBDC以及發展什麼型別的CBDC方面全球央行存在顯著不同的觀點，他們在加強央行貨幣作為公共產品的屬性、加強貨幣治理、以及支援創新的支付解決方案方面，擁有廣泛共識。
美國日益將SWIFT作為長臂管轄的利器，這促使了歐洲和中國大力發展自己的支付基礎設施。消費者對更方便、快捷、低成本和安全的跨境支付的需求也促使了全球央行加速建設快速、低成本的國內支付系統。中國在這方面位居領先地位，歐洲已經起步，美國令人驚訝地處於落後地位，這體現了創新與既得利益群體之間的複雜均衡。
全球央行在發行CBDC的收益方面有共識：加強央行公共產品的地位，維護公眾對貨幣體系的信心；提升支付清算基礎設施的效率和降低成本；加強央行對貨幣體系管控的能力。批發CBDC等價於傳統央行準備金的代幣化，對貨幣政策幾乎沒有影響。零售CBDC將削弱商業銀行“透過發放貸款創造貨幣“的商業模式，對”已經形成的家庭、商業銀行和央行的經濟關係是一種正規化轉移“。
各個主要經濟體在發行CBDC方面的立場，充分體現了各個經濟體目前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各自央行屬性的顯著差異。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的權力核心代表的是跨國資本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公眾利益。美聯儲位居“全球央行“之位，美元擁有全球霸權地位，沒有必要發行（零售）CBDC因為這會損害商業銀行的商業模式。透過支援Libra，美聯儲不僅能夠獲得與零售CBDC對等的戰略性的貨幣武器，還能夠隱藏其戰略意圖，因此短期不發行CBDC並支援Facebook的Libra計劃，對美聯儲是適當的策略。在面臨非歐洲公司在支付創新和數字貨幣方面的挑戰時，歐洲央行選擇了快速發行批發CBDC而不是發行零售CBDC，這體現了歐洲央行維護商業銀行鑄幣權優先於保護歐洲國家貨幣主權的考慮。這體現了超主權的歐洲央行背後的反國家意識。快速發行批發CBDC也體現了歐盟領導國法國的極度政治投機心態。中國央行的DC/EP起始於2014年，其初始動力可能源自人民幣國際化長期努力受挫；2019年Facebook宣佈Libra之後，DC/EP得以加速。因此DC/EP承擔起對外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競爭力對內維護貨幣主權之責，它兼具批發和零售CBDC的特徵。中國製度優勢，保證了央行能夠從公眾利益出發而不是受制於少於利益群體的遊說和影響。
本文的主題和內容觸及了現代貨幣金融體系中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例如，央行到底代表誰的利益，公眾還是少數跨國資本集團？央行獨立性有其合理性麼？誰應該掌握鑄幣權，主權政府（一部分以央行代表）還是商業銀行？貨幣的起源對鑄幣權歸屬有什麼影響？未來貨幣金融體系的格局會是什麼樣子？如何看待數字經濟的所有金融現象？誰主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頂層秩序和制度設計，他們每天思考什麼問題？
本文無意對這些更巨集大和深刻的問題展開討論，但幸運地是，筆者的新作——《數字貨幣的現實與未來：從石板經濟到數字經濟的傳承與創新》——將全面、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承蒙朱嘉明、衣錫群和王巍三位前輩聯袂作序，即將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貨幣是一個巨大的話題，涉及到技術、金融、經濟、政治、法律、歷史、哲學等多方面的內容。筆者才疏學淺，所做文章或著作僅為拋磚，能夠激發大家以科學的精神研究貨幣問題是為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