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從密碼朋克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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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代表的區塊鏈技術,是密碼朋克的一種當代表現。20 世紀60 年代,控制論思想和美國興起的反主流文化運動相結合,創造出一種技術樂觀主義,這種技術樂觀主義以技術為載體,以控制論為指導,以地方自治主義為依歸,以全球為視野。這種理念在今天凝結為區塊鏈這一技術形式,並藉助這一技術形式開始對人類社會公共事務產生影響。全球治理作為最為廣泛的人類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方式,當前正面臨著危機。危機的表面形式是行政失效,背後的實質則是政治衝突。全球治理這一概念正經歷從行政向政治轉型的挑戰,從而承受著來自行政和政治的雙重壓力。區塊鏈技術正在被運用到全球公共事務的管理之中,在透過技術提高全球治理行政效率的同時,其內涵的理念也將為解決全球治理的政治危機產生作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新時期推動全球治理平穩發展的中國方案,區塊鏈是中國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積極參與並運用該技術以完善、推動和重塑全球治理,既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也是中國外交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區塊鏈;密碼朋克;全球治理;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簡介】楊昊, 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講師。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重大外交戰略理念,無論在外交實踐中還是學術研究中都是一個重要課題。在既有研究中,學界主要圍繞如“一帶一路”、亞投行建設等新時期中國的重要外交戰略,論述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落地為全球治理實踐。本文認為,在國家外交戰略以外,人類社會的技術發展將有可能推動國際社會超越傳統國際政治中的諸多陷阱,有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其中,區塊鏈技術將會扮演重要角色。

  區塊鏈是當今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重要代表。2018 年5 月,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提到,“進入21 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以人工智慧、量子資訊、行動通訊、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資訊科技加速突破應用”,“學科之間、科學和技術之間、技術之間、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日益呈現交叉融合趨勢,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當前,圍繞區塊鏈技術治理形成的討論主要沿兩條線索展開:其一,圍繞數字貨幣及其引發的社會經濟後果的相關研究,這一類研究往往反映為對區塊鏈的治理研究(governance of blockchain),包括有代表性國家的相關監管政策對技術發展的影響研究,對該技術和洗錢、恐怖主義活動等公共安全隱患相結合的治理研究等;其二,圍繞分散式賬本這一區塊鏈的底層技術在商業和公共事務中的應用價值的研究,這一類研究可以稱之為由區塊鏈治理(governance by blockchain),或藉助區塊鏈治理(governance with blockchain)的研究,包括區塊鏈技術和分散式平臺對傳統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方式的革新意義,該技術在經濟領域中的運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克服資本主義危機,以及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等,特別在新冠疫情暴發後,新技術如何幫助國際社會克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並重塑全球治理,成為研究者的新關切。區塊鏈治理的兩條研究線索互相影響,前者對該技術本身的安全性、穩定性的揭示,有助於對後者的前景和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和分析。但兩條線索也互相區分,區塊鏈的治理主要圍繞技術本身展開討論,而藉助區塊鏈的治理和由區塊鏈的治理,則涉及到技術社會學的討論。本文關注區塊鏈作為一種技術,在全球治理中的積極價值和潛在風險,關注由區塊鏈治理或藉助區塊鏈治理的社會實踐,從技術和社會相互建構的角度出發,指出區塊鏈是一項具有政治意義的技術:它既是一種政治理念的結果,同時也對公共事務的治理產生政治意義。

  一、反主流文化運動、控制論與技術烏托邦

  作為新一代網際網路技術的區塊鏈,誕生伊始旨在為一種名為比特幣的加密數字貨幣提供底層技術支撐。比特幣反映了一種去中心化的數字金融理想,傳統的電子支付系統通常需要依靠一箇中介機構保證系統的穩定執行,而比特幣則透過加密技術,使得電子貨幣得以在不依靠中介機構的情況下,實現可信的交易。比特幣並非由特定的政府或是商業機構推動,實際上,直到今天比特幣發明者的真實身份仍然成謎。數字加密貨幣的誕生,是政府和商業力量之外的“密碼朋克”理想的一種實現,這種理想可以溯源至20 世紀40 年代的控制論思想。

  1946 年,世界上第一臺通用電子計算機“埃尼阿克”(ENIAC)誕生,1969 年,最早的網際網路阿帕網(APARNET)出現。上述兩項有里程碑意義的技術發明,均與美國軍方有密切關係。前者源自二戰期間美軍對新型炮彈和導彈研發的需要;後者則是在冷戰背景下,為克服遠端計算機之間的執行程式問題,由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署建立。彼時,新興技術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服務於軍事目標,並且與冷戰時瀰漫在兩大陣營間的緊張高壓情緒形成了正反饋迴路:冷戰時代的緊張狀態推動了技術的發展,技術上的競爭又反過來促進了這種緊張狀態的加劇。20 世紀60 年代,長期受到緊張情緒壓抑的美國社會出現了猛烈反彈,湧現了一系列的社會運動。儘管60 年代運動中的不同組織通常懷有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目標,但都共享一個相近的前提,即美國開始成為一個軍工複合體控制下的利維坦,將政治高壓和層級化的組織秩序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作為新興技術的計算機,則被視作這種威脅個性的利維坦的標誌。60 年代,一批研究者認為隨著資訊科技的出現,美國社會開始加速朝向理性化和集中化的方向發展,西奧多·羅斯扎克的“技術專家政治”(technocracy)、埃呂爾的“技術社會”(technological society)以及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都表達了一種憂思:那些居統治地位的少數派能創造一種統一的、全方位的超地球結構,以達到自動化統治的目的。與積極行事的獨立人格不同,人將變成一種被動、無目的、受制於機器的動物……人的正常功能,要麼純粹是滿足機器的需要,要麼為保護人性缺失的集體機構的利益而受到嚴密限制和監控。

  新技術雖然在早期被控制在軍工複合體的掌握之中,但為了完成龐大的綜合性研究工程,相關研究領域的工作人員需要打破傳統的官僚邊界,知識分子、軍人、行政管理人員不得不相互合作。在知識分子內部,新興技術的發展要求研究人員跨越傳統的學科邊界限制,實現一種相對靈活的、跨領域的和具有創造力的工作模式。這種工作模式在二戰期間出現,並蔓延到冷戰時期大量的軍事工程專案之中,這種跨學科和跨邊界的團隊合作,推動了控制論(cybernetics)思想的興起。1948 年,諾伯特·維納在《控制論(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一書中,發展了資訊反饋系統科學(science of information feedback system),將系統控制和資訊通訊聯絡起來,將計算機視作一種可以對系統進行自動控制的理想的神經中樞系統。隨後,維納將控制論從機器和動物界推廣到人類社會,提出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及其各種組成部分,在功能上跟生物有機體和機器頗為相似,也就是說,控制論對機械機器系統或生物生命系統是不加區分的, 只要他們有共同或相似的反饋過程就加以統一處理。維納對控制論思想的發展,以及各學術領域內控制論觀點的風行,為60 年代那些想要從冷戰的緊張情緒中逃離,擺脫軍工複合體控制,尋求更自由生活的美國反主流文化運動者提供了一種新的啟示:控制論的世界觀不是基於垂直的層級體系和自上而下的權力流向,而是圍繞能量與資訊的迴圈往復而建立的。相較於金字塔結構,人類社會更接近於網路結構。

  在這一背景下,馬歇爾·麥克盧漢和理查德·富勒等人將控制論和新技術融入到傳播理論和技術專家治國論中,表達了一種更為樂觀的技術烏托邦思想。麥克盧漢將印刷術視為官僚制和工業化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而電子技術對印刷術的取代,意味著新的傳播方式將以和印刷術不同的方式塑造人類社會,官僚主義和現代工業化生活方式將被電子媒介打破。在《古騰堡星系》一書中,麥克盧漢認為電子媒介已經把全人類連線起來形成一個單一的共同體,一種世界範圍的部落主義,即地球村。理查德·富勒是“地球宇宙飛船”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作為一個對人類命運有著深切關懷的建築家、未來學者和思想家,富勒嘗試將技術賦權於個人,與當時流行的專家治國論不同,富勒在《思想與整合》一書中,提出“綜合設計師”的概念。“綜合設計師”能夠站在專家之外,綜合處理專家開發的技術,並將分散的技術加以統合,從而看到傳統的官僚所看不到的全面景觀,並根據自然規律對系統資源和政治權力加以分配,他“既是藝術家、發明家和機械師,又是客觀的經濟學家和有發展觀唸的策略家”。受控制論影響,富勒認為世界就是一個資訊系統。政治鬥爭將無關緊要,改變世界的將是“綜合預期的設計科學”。麥克盧漢和富勒提供了一幅關於技術發展的全新圖景,技術不再是一個統治工具,而是可以成為個人力量和愉悅的來源,是可以擺脫科層制,並挽救世界於毀滅的手段。麥克盧漢和富勒從控制論的角度出發,用一種帶有普遍主義色彩的人道主義關懷,考察技術與人的自由的關係,轉變了新興技術的社會形象,計算機開始從等級制的利維坦的象徵,轉向一種非等級制的網路化的系統的象徵。

  以嬉皮士和新地方自治主義運動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構成了美國20 世紀60年代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反主流文化運動中的年輕人來說,想要逃避的不僅是集中化和壓抑的政治世界,而是徹底的政治世界。這一群體渴望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這種逃離和重建的渴望,促使反主流文化者開始建立自治公社運動。當這些受過教育的城市生活者要在山野間開創烏托邦時,必然需要技術和知識的支撐,馬歇爾·麥克盧漢和理查德·富勒的樂觀的技術專家治國論為其返土歸田以開拓公社,擺脫層級社會的集中管理提供了思想支撐,田園烏托邦和技術烏托邦開始匯合。作為嬉皮士藝術家的一員,同時是控制論的忠實信徒,斯圖爾特·布蘭德於1968 年創辦了對日後資訊科技產業和賽博文化影響巨大的雜誌《全球概覽》,圍繞該雜誌形成了一個包含了嬉皮士、新公社運動成員、控制論和技術專家在內的跨越職業和邊界的網路論壇,並確立了賽博文化最初的特質:以技術為載體,以控制論為指導,以地方自治主義為依歸,以全球為視野。這種文化既包括對於個人自由的追求,也包括對社會平等的渴望。

  20 世紀80 年代後,美國社會秩序重新恢復穩定,反主流運動者們開創的公社實踐逐漸衰敗,嬉皮士們不得不重返主流社會。雖然田園烏托邦的實踐在歷史中消退,但此時計算機技術開始出現了小型化和家庭化的發展趨勢,隨著家用計算機的出現和網際網路的普及,在田園中經歷失敗的烏托邦觀念轉向電子邊疆,尋求在網路世界中重塑地方自治主義的理想,理想的承擔者也開始從嬉皮士轉向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在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群體中,對反主流文化的繼承鮮明體現在駭客群體中,萊維在1984 年提出的駭客倫理六原則包括“使用計算機以及所有有助於瞭解這個世界本質的事物都不應受到任何限制,信奉親自動手;資訊應該全部免費;不信任權威,提倡去中心化;判斷一名駭客的水平應該看他的技術能力,而非學歷、年齡、種族或地位等其他標準;你可以用計算機創造美和藝術;計算機使生活更美好。”上述六點原則涵蓋了自由、自主、分享、自治、世界主義和進步主義等理念,體現了一種樂觀主義的數字技術烏托邦理念。

  1990 年美國主導推出了“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的理念逐漸成為全球範圍內的優勢意識形態,技術烏托邦思想中的技術導向、控制論導向、地方自治主義導向和全球導向,在90 年代後也開始和新自由主義觀念相結合。1994 年,《連線》雜誌記者埃斯特·戴森、里根政府的科學顧問喬治·基沃斯、《第三次浪潮》作者阿爾溫·託福勒以及右翼評論家喬治·吉爾德共同推出了報告《賽博空間和美國夢:知識時代的大憲章》。在該文字中,技術烏托邦者所追尋的個人自由開始和美國右翼追求的市場自由糾纏在一起,網際網路經濟和資訊科技開始成為重塑美國競爭力的重要場域。這種觀念直接推動了旨在解除管制的“1996 年電信法案”,網際網路技術開始產業化趨勢,技術精英逐漸成為財富精英。當一部分賽博文化中的活躍分子將數字技術烏托邦中的公眾利益、個人自由開始和右翼政治理念中的市場利益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靠近時,反主流文化追尋的平等理念和對資訊分享、社團參與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受到冷落,在現實中,反主流文化者們的信念成為網際網路經濟的刻奇宣傳語。新自由主義的理念雖然將國家干預從賽博文化中排除出去,但新的資本的邊界也在壓迫著平等主義和地方自治主義的理想。在主流市場熱潮下,對傳統的賽博文化的堅守,催生了區塊鏈技術。

  二、密碼朋克與區塊鏈技術

  1988 年蒂姆·梅(Timothy May)在網際網路上發表了《加密無政府主義者宣言》,1993 年,艾瑞克·雨果發表《密碼朋克宣言》。在前一份檔案中,蒂姆·梅宣稱“某個數學神秘分支中產生的這個看起來並不起眼的發現,必將成為拆除智慧財產權周圍的帶刺鐵絲網的斷線鉗”,斷線鉗指的是數字加密技術。在後一份檔案中,雨果強調“我們不能指望政府、企業或者其他巨大的、面目不清的組織,出於他們的良心,來為我們提供隱私權……資訊不只是想要免費,資訊一定會免費。”兩份宣言的背後,是一個由駭客、程式設計師、密碼學家以及公民自由主義者組成的社會網路,即今天所稱的“密碼朋克”(cypherpunk)。

  密碼朋克旨在透過數字加密技術,重新賦予經典的賽博文化以生命力。從兩份宣言中可以發現,密碼朋克的主張強調賦予公民個人保衛自由的權利,同時,這種賦權理想的對立面,還指向了市場和資本的力量。早期數字加密技術牢牢掌控在政府和軍方手中,和早年的計算機一樣,被視作官僚控制的技術象徵。密碼朋克們反對政府對密碼技術的壟斷,將其視作可以保護公民個人隱私和權利的技術工具,並透過破解和開源等方式促進技術的傳播。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對技術的壟斷不僅限於政府和軍方,大型商業機構也在透過壟斷技術的方式衝擊著經典賽博文化倡導的技術分享理念,因而在密碼朋克眼中,大企業和資本主義對智慧財產權的壟斷,同樣成為數字技術烏托邦的對立面。

  實際上,數字密碼技術的原始目標是對主體安全和隱私的保護,無論這個主體是政府、企業還是公民個人,強調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中對隱秘性的關懷。但是當這種技術的分配不合理時,打破對加密技術壟斷的密碼朋克運動,也就具有了開放性和共享的特徵。“當一場席捲全球的浪潮將每個個體無時無刻地聯結起來時,一種社會主義的改良技術版正在悄然興起”。這種改良的社會主義觀念嘗試將市場機制與非市場機制融合,實現一種數字版本的第三條道路:“與其將技術社會主義視為自由市場個人主義和中央集權這一對零和博弈的某種妥協,不如將技術共享視為一個新的、能同時提升個人和群體價值的政治作業系統……同時最大化個體自主性和群體協同力量。”

  密碼朋克對個人隱私和社會共享理念的推崇,直接推動了區塊鏈技術的誕生。嘗試用數字加密技術創造一套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在保證安全和個人隱私的同時,擺脫對政府和企業的依賴,實現去中心化的理念,是密碼朋克的延續性的工作,在公鑰加密技術、雜湊演算法、智慧合約、點對點技術和分散式的電子貨幣B-money 的基礎上,作為密碼朋克成員的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於2008 年推出了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加密數字貨幣比特幣。區塊鏈技術,即是密碼朋克透過密碼技術反抗官僚機制和市場機構,實現共享和社會合作理念的完整體現,甚至可以說,區塊鏈技術是自20世紀60 年代以來的技術烏托邦理念所追求的去中心化、自治、參與分享、技術理性主義以及全球視野的集大成者。區塊鏈本身是一種分散式資料庫,系統中產生的交易會被記錄在一個區塊之中,交易透過非對稱加密技術進行保密。當一筆交易發生之後,會以隨機雜湊形式被廣播到網路中的所有節點,網路中的節點將交易納入到一個新的區塊之中,並依靠計算機算力解答雜湊密碼,首先破解的節點將會獲得記賬權(即工作量證明機制,Proof of Work, PoW),並將該資訊再次向全網廣播,在獲得其他節點的認可後,該區塊將會按照時間戳連結在上一區塊後,並在該區塊後製造新的區塊,從而形成一個鏈條。區塊鏈技術完整重現了早期技術烏托邦主義的賽博文化對於良好的社會治理的追求。

  首先是去中心化和安全可靠性的結合。區塊鏈中的個人資訊透過非對稱加密技術進行保障,同時由於交易資訊向全網廣播,因此如果有某個惡意攻擊者篡改自身節點的交易資料,對整個系統不會造成影響。時間戳使得篡改資料變得可以被輕易識別,從而避免雙重支付(double-spending)問題。只要系統中的誠實節點的數量大於惡意篡改者節點的數量,系統將會預設擁有更多相同資料資訊的節點版本才是真實資訊版本,從而捨棄被篡改的區塊。此外,作為一種分散式的資料庫,區塊鏈不需要中心化的機構或硬體設施以提供集體行動所需的信任。透過將信任的來源由中間機構轉向以演算法為代表的一套規範協議,實現分散式安排和集體目標的相容,使去中心化成為可能。

  其次是開放性和匿名性的結合。在區塊鏈中,交易資料和資訊向系統內的所有節點公開廣播,一旦資訊確認,交易將被永久記錄在區塊鏈上,從而使得整個系統保持高度開放性和透明性。雖然整個系統具有透明性,但區塊鏈中的交易者的個人資訊,則因為去中心化的實現,不用擔心被公共權威或私人機構所獲取,加之非對稱加密技術的加持,使得交易者的個人隱私得以保障。

  最後是自治與全球性的結合。在區塊鏈中,每一個節點在權利義務上處於平等地位,實際上,區塊鏈上記錄資料的行為可以視作一種集體投票,只有在獲得其他節點認可的情況下,區塊鏈才可以有效地延續下去。而只要網路中誠實的節點不少於不誠實的節點,任何資料造假即可被溯源查證。換句話說,區塊鏈上的資訊鏈條能否健康延續,取決於參與者的自我管理。此外,根據開放性的不同,區塊鏈可以劃分為公有鏈、聯盟鏈和私人鏈,但這種邊界是由網路系統的開放程度所界定,而非民族國家或其他社群的物質邊界所界定,這就意味著區塊鏈的開放性潛含著跨國性和全球性。

  20 世紀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者在返土歸田運動中追求一種理想的生活狀態,資訊科技的發展,讓這些嬉皮士們看到了實現烏托邦的希望,並逐漸形成技術烏托邦的賽博文化,但60 年代的理想並沒有成為一種成功的社會實踐,對於物質世界的忽視讓自治公社開創者不得不面對重新回到主流社會的現實。區塊鏈技術的興起,再次讓一種指向全球治理的技術樂觀主義復興,“這種觀念將跨國組織從以地理為基礎的民族國家管轄權的侷限中,轉變為一種真正的全球雲”。特別是第二代區塊鏈技術智慧合約的誕生,透過由程式碼強制自動執行、具有抗干預能力的智慧合約,更廣泛的指令可以被嵌入到區塊鏈之中,增加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場域,為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各種分散式自治組織(DAOs,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分散式自治機關(DACs, Distributed Autonomous Corporations)和分散式自治社會(DASs,Distributed Autonomous Societies)提供了基礎,並有望進一步在商業管理、國家治理以至全球治理層面發揮作用,這種作用表現為行政管理技術的改善,背後則是密碼朋克願景的落地。

 三、從行政向政治轉型的全球治理與區塊鏈技術

  全球治理作為人類社會最為廣泛的公共管理活動,指向對人類整體生活帶來挑戰的諸多全球問題,是人類社會在全球層面的集體行動。在詹姆斯·羅西瑙的經典著作中,全球治理被高度概括為“沒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這種高度概括既表明了全球治理的特徵,也隱含著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

  實際上,治理這一概念最早被運用在跨國事務上,源自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對轉型國家的引導,是在將新自由主義理念移植到其他國家的過程中提出的公共管理規範。置於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可以說治理是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背景下的全球行政規範。當全球治理概念的使用從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轉向聯合國系統後,其內涵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弱化,轉向更有包容性和更具平等性的概念,並被運用到更廣闊的跨國公共事務之中。歷史當然並未終結,隨著全球政治發生震盪,帶有全球行政色彩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合法性”上也面臨挑戰。全球治理不僅要回應行政層面的挑戰,更要回應政治層面的挑戰。比如在新冠疫情暴發後,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機制並未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有效協調起全球集體行動,旨在強化國際機制治理能力的相關國際規範也像是一紙空文,國際組織在人事、財政等方面受到強權國家掣肘,結果是行政效率低下、監督能力不足、強制力缺乏,以及過分強調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以至影響到科學普遍性。全球治理機制在管理上表現出來的上述缺陷,折射的是全球政治層面的衝突,相較於權力鬥爭,國家間意識形態衝突和人類社會發展方向在觀念上的差異,是動搖全球治理基礎的根源。

  有學者將全球治理的要義歸納為從政府轉向非政府,從領土政治轉向非領土政治,從強制性、等級性管理轉向平等性、協商性、自願性和網路化管理,以及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權威。全球治理理念,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重述了20 世紀60 年代出現的技術樂觀論者們的技術社會理想。對於最早的賽博文化團體來說,逃避集中化的政府官僚組織成為返土歸田運動的最初動力;從地理邊疆轉向電子邊疆是反主流文化者在控制論影響下的選擇;建立人與人之間協調合作的自治社羣是新地方自治主義者的田園烏托邦實踐;控制論確立的世界觀讓賽博文化者共享世界主義色彩的全球觀。此外,當代全球問題帶來的共同風險成為全球治理理念興起的社會背景,正如冷戰可能引發的核毀滅同樣刺激了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們對社會生活的重新理解。區塊鏈作為樂觀主義的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結果,承載了透過技術改善世界,從而實現個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主義理念,在21 世紀,這種技術樂觀主義的理想凝結為區塊鏈技術,並開始體現在全球治理的行政實踐中。

  以聯合國為例,聯合國各機構嘗試著將區塊鏈技術運用於全球治理的實踐之中。一方面,在政策研究領域,聯合國區域間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在2017年10月—12 月之間舉辦了名為“關於全球正義,和平與安全威脅”的培訓課程,探討了區塊鏈技術在全球治理中的潛在積極價值和風險,次年1 月召開專家研討會,強調了該技術在資訊共享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積極作用,並對潛在的洗錢、非法貿易和恐怖主義融資風險進行了分析。國際電信聯盟(ITU)在2017 年3 月組織了“關於區塊鏈安全的工作坊”,以研究該技術的成熟度、安全性以及企業和各經濟部門對該技術的運用和監管。聯合國藥物管制與預防犯罪辦事廳(UNODC)與區塊鏈初創公司“鏈析”(Chainalysis)合作,以培訓對利用區塊鏈和電子貨幣進行的洗錢活動的追蹤和調查能力。聯合國環境署(UNEP)2016 年推出名為《金融科技與可持續發展》的報告,提出區塊鏈技術可以為建立金融交易的信任、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帶來革命性的創新,從而為環保融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2017 年4月推出白皮書,探討了區塊鏈技術在促進貿易和商業活動便利化上的潛在價值。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LAC)於2017 年推出報告,將區塊鏈技術視為降低銀行風險、交易成本和實現監控等多重問題的可能方案。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學會(UNRISD)2016 年1 月推出報告,將區塊鏈和比特幣視作移民匯款的潛在貨幣,併為貧窮國家的當地商人參與國際貿易創造了潛力。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OCHA) 探討了區塊鏈技術的主要特點及其在傳遞財務價值和資料方面的潛在應用,並可用於各種與人道主義有關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實踐領域,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兒童基金會(UNICEF)、婦女署(UN Women)走在了前列。糧食計劃署於2017 年開展“零飢餓區塊鏈”專案,透過名為“積木塊”(building blocks)的援助方案,藉助以太坊區塊鏈,向約旦難民營中1 萬名難民發放數字憑證,用以兌換人道主義物資。截止到2018 年底,該專案已擴充套件至10 萬人,且專案預計會惠及至50 萬敘利亞難民。透過對區塊鏈技術的運用,特別是由於其去中心化特性降低了中間成本,糧食計劃署得以高效地行使人道主義援助職能。“積木塊”專案的成功大大激勵了糧食計劃署,並使其開始將該技術擴充套件到非洲援助物資供應,以及兒童學校午餐追蹤上。聯合國婦女署在“零飢餓區塊鏈”專案上與糧食計劃署展開合作,特別關注透過區塊鏈技術對女性展開援助。此外,婦女署於2017 年與挪威創新署舉辦“區塊鏈程式設計馬拉松”(blockchain hackathon),在婦女賦權和人道主義援助方面展開合作,並且與區塊鏈平臺“維匹現金”(VipiCash)合作,幫助女性實現財務獨立和財務安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另一個將區塊鏈技術運用到治理實踐中的先行機構。2017 年,兒童基金會提供了1120 萬美元的創新基金以鼓勵區塊鏈專案創新和應用開發,並於2018 年資助了6 個區塊鏈創新專案,這些專案的應用開發指向資金追蹤、疫苗供給和兒童身份登記等目標。此外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基於區塊鏈技術開展了“全民電子貿易”(e-Trade for All)行動,以幫助發展中國家人口開展電子商務,實現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開展包容性貿易和創造就業機會等目標。聯合國專案事務廳(UNOPS)也設立聯合國參與和區塊鏈技術特別顧問(Special Advisor for UN Engagement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協調聯合國各機構的區塊鏈專案。2018 年,聯合國專案事務廳、資訊和通訊技術廳(UNOICT)與世界身份網路(WIN)攜手,利用區塊鏈專案展開反兒童拐賣專案。隨著新冠疫情的蔓延,世界衛生組織(WHO)開始利用區塊鏈的防偽能力和加密技術,對感染、病毒擴散路徑等疫情資訊展開登記和追蹤。2020 年3 月,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衛健委、中國香港衛生署、美國疾控中心、歐洲疾控中心、IBM、微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多行為體在開源區塊鏈平臺“超級賬本”(Hyperledger Fabric)上推出“米帕薩”(MiPasa)專案,用以在保護公眾隱私的前提下發現並彙報新冠感染情況。實際上,資訊對於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來說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公共物品,在世界衛生組織推出的《世界健康資料2020》中,蒐集可信資料被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五個重要內容之一。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冠疫情公共衛生治理必然涉及到疫苗的生產和投放工作,在這一過程中,區塊鏈及智慧合約同樣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根據生產環節的不同,將公共物品區分為最終公共物品和中間公共物品,前者指可以滿足消費需求的產品,後者指為了生產最終公共物品而投入的公共物品。從既有的實踐看,區塊鏈對於全球治理來說,最直接的作用體現在提高治理效率、去除腐敗、增加透明度上,是一種指向改善全球行政的中間公共物品。透過為全球集體目標的實現提供融資手段、監督和執行機制,從而推動全球治理目標的實現。當前,在全球事務中,這種中間公共物品的角色傳統上由國家的官僚機構、國際組織或公民社會等角色扮演,區塊鏈技術點對點的網路設計實現了去中心化和非中介化,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全球治理目標實現過程中中介的影響。除此之外,區塊鏈技術反映了樂觀的技術專家治國論的觀點,具有從觀念層面介入全球政治衝突的潛力,在國家權力博弈之外重塑全球治理,其點對點特徵和自治性讓全球治理可以和個人的自由、權利相協調,透過賦權於個體,將個體人和類主體的人在最巨集大層面的公共事務中聯結起來。

  四、區塊鏈技術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從技術和社會相互構建的視角來看,區塊鏈技術是20 世紀60 年代出現的一種技術樂觀主義的當代結果,該技術糅合了技術專家治國論、地區自治主義和全球主義等理念,表達了去中心化、自治、共享和世界主義的規範追求。區塊鏈技術在全球治理中的運用,從行政和管理的角度看,使其成為提高全球治理效率的中間公共物品,從政治的角度看,使其具有介入全球政治理念衝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的潛在價值。具體而言,這種推動力表現在:

  其一,解決全球集體行動中的信任問題。信任是國際關係中最好的黏合劑,當前,“國際競爭摩擦呈上升之勢,地緣博弈色彩明顯加重,國際社會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蝕。”1破解信任赤字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任務。如果共同體的範圍超越相對狹隘的地方、民族或國家邊界,擴充套件至人類整體,信任紐帶將遭受挑戰,正是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全球治理涉及的諸多集體行動目標面臨困境。區塊鏈技術透過將信任的來源從個體、機構和國家轉向演算法,減少了全球集體行動中的不確定性,創造了一個穩定的信任來源,從技術上來說,這種基於演算法的信任可以擴充套件至全球,從而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提供了助益。

  其二,推動全球民主決策。當前全球治理面臨的現實挑戰,很大程度上來自“昨日重現”,即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威斯特伐利亞法則和新冷戰的語境下復興,權力政治夾雜著意識形態之爭。這種源自“過去”的程序與當下的新冠疫情形成正反饋迴路,對面向未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續發揮負面作用。作為非中心化的分散式網路,當區塊鏈技術被運用於全球公共事務之中時,依靠演算法的輔助和約束,有助於打破傳統權力政治製造的決策不民主的高牆,並且超越一般意義上的國際政治民主化,有可能賦權於個人,實現立足於人的全球民主決策。

  其三,推動開放透明和高效的全球治理。區塊鏈本質上是一個賬簿,將該技術應用於特定全球治理議題之中時,作為節點的每個成員都擁有副本,一方面,對於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收益分配和責任履行情況進行縱向溯源;另一方面,也可對分散式社羣中發生的任何情況更新實施監督。在當下的逆全球化浪潮中,由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的不平等與極端排外民族主義相互構建。對傳統建制派的不信任,以及對公共決策被精英階層所壟斷的擔憂,成為民粹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區塊鏈技術的開放透明性,有助於緩和階層間的分裂和社會不信任,在平等的基礎上推動全球化程序的深入穩定發展。此外,在傳統的全球治理實踐中,機制的強制力通常要在事後執行,智慧合約的運用意味著將強制力前置,當提前確定好的智慧合約滿足觸發條件時,即使是在分散的環境中也可以依靠技術底層實現強制力。跨越國界的事前的智慧合約,有助於增強治理效率,避免逃避責任和訛詐行為,從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在樂觀的技術專家治國論之外,也需保持清醒並關注社會現實,20 世紀60 年代反主流運動的衰落應當對今天的技術實踐提供借鑑,下列問題仍要被持續追問和思考:

  首先,區塊鏈技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全球公共福利的實現,取決於如何平衡演算法、權力和利潤之間的關係,即該技術如何與主流社會的執行相結合。網際網路在誕生之初,被樂觀主義者視為開放自由的“公域”,然而現實中的網際網路已經成為被企業和政府所分割的場域。今天區塊鏈技術在全球治理中的實踐與推廣,也面臨著如何與市場力量和官僚機構相組合的挑戰,能否在普及區塊鏈技術的同時,協調好政府管理、企業利潤與社會的自治需求之間的關係,將決定區塊鏈能否成為安全、穩定且指向全球福利的治理工具。

  其次,區塊鏈技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動全球治理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取決於該技術本身的治理。透過區塊鏈進行的治理,取決於對區塊鏈本身的治理。在聯合國機構展開的區塊鏈政策研究中,區塊鏈本身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成為國際機構關注的焦點。在現實中,諸多數字貨幣社羣遭到的算力攻擊,也讓人們對區塊鏈本身的安全性保持警惕。如果區塊鏈在實際運轉中,其本身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並不如密碼朋克在理論中設想那樣,其作為實現全球治理目標的中間公共物品的可靠性也將大打折扣,進而影響到更為長遠目標的實現。

  最後,區塊鏈技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彌補現有全球治理的缺陷,取決於該技術本身能否真正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技術手段。對於賽博文化的倡導者和先驅來說,技術是實現個人價值,伸張個人權利以及爭取社會平等的重要工具,但當這種工具僅僅是掌握在部分人手中時,資訊科技客觀上成為一種不平等的來源,數字鴻溝意味著物質和權利的鴻溝。區塊鏈技術如果要成為一種克服全球民主赤字和責任赤字的工具,需要該技術本身的全球化,而不是僅僅掌握在全球精英階層手中。區塊鏈技術近年來開始引起國內關注,這種關注從市場投資開始,擴充套件到學術研究,再到政府決策,這種發展路徑反映了中國對於區塊鏈技術認識的不斷深化和擴充套件。2017 年,經國務院批准,人民銀行開始開展央行數字貨幣專案(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相關研究。2019 年10 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中提出,“要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確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並特別提及數字金融、物聯網、智慧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領域,標誌著對區塊鏈技術的重視開始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當前對區塊鏈技術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國家治理層面,而在全球治理層面,該技術的發展潛力仍然有待挖掘和關注。立足於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引領全球治理髮展方向,中國可從如下方面對區塊鏈技術展開戰略佈局。

  第一,拓寬技術應用場景。區塊鏈技術在當下政府層面的應用中,主要集中在城市公共服務和數字貨幣方面,特別是後者成為關注焦點,有學者提出以數字人民幣為代表的技術應用場景,承擔著保護我國貨幣主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任務。3 在對外關係中,探索區塊鏈技術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方面的積極意義是關注新技術的題中應有之意,但區塊鏈技術在對外交往中的價值不限於此,其在全球民主決策、資訊透明、打擊跨國犯罪等更為廣泛的全球治理議題中均可發揮區塊鏈技術的作用。拓寬該技術在全球治理領域的應用場景,應為未來一段時間我國著力探索的方向,從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第二,公私兩鏈雙層佈局。區塊鏈從影響範圍來看可區分為公有鏈、私人鏈和聯盟鏈等形式。將該技術置於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兩個大局中來觀察,相較於應用於全球治理的“公”鏈而言,當前我國的區塊鏈應用集中於國家治理的“私”鏈。在推動後者的同時,積極探索對前者的參與甚至是開創性的引領,將有助於從技術層面促進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的協調兼顧,在深化國家治理的同時推進全球治理。

  第三,試水分散式自治組織。區塊鏈技術本身蘊含著對分散式人類社會組織方式的追求,並嘗試為其提供演算法基礎,以區塊鏈技術為支撐的分散式自治組織是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向著公平、普惠方向發展的技術選項。有學者提出,中國在協調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過程中,應積極挖掘中國國家治理的潛力,以自身的治理經驗和理念,豐富和發展世界的多樣性,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自己的貢獻。中國在引領全球治理髮展方向,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落地的過程中,需要對這一技術轉化為社會組織實踐進行關注和了解,特別需要在實踐中對該技術蘊含的社會思想予以迴應。深圳繼承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視實踐、勇於探索的精神,已經在這一領域開始探索,嘗試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分散式自治組織試點,將有助於我們積累寶貴經驗。

 五、結語

  當前建立在區塊鏈技術基礎上的全球治理專案大都處於起步階段。相較於已經取得的成就,更值得關注的是該技術在推動全球治理的程序中的發展潛力。今天全球治理最重要的阻礙是政治問題。全球治理興起於20 世紀80 年代末,是新自由主義看似取得勝利並取代冷戰的政治背景下的產物,帶有強烈的行政色彩,是在政治問題解決的前提下解決公共問題的一種行政設想。隨著全球化程序的深入且不平衡發展,政治層面的意識形態差異反映在實踐中的矛盾愈演愈烈。當全球政治動盪的時候,全球治理作為帶有公共行政色彩的概念不可避免會受到挑戰,畢竟全球層面缺乏一套穩定的事務官系統,政治對行政的干預至關重要。

  區塊鏈技術為從技術層面推動全球治理髮展提供了一個機會,實際上,從技術出發解決政治問題的技術專家治國論有著長遠的思想傳統。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區塊鏈今天更多被視為一種可以用於增加行政效率、避開政治爭吵的中間公共物品。但就像技術專家治國論本身也是一種政治理念一樣,區塊鏈技術背後也有政治理念的驅動,具有用一種政治理念介入全球治理政治爭論的潛力。這種政治理念和全球問題研究有著共享的思想源頭。羅馬俱樂部作為最早的全球問題研究者,採用的研究方法是世界動態模型,世界動態模型將世界看作一個緊密聯絡的反饋迴路系統,這種研究方法直接源自控制論的思想,控制論的發展在另一方面啟發了數字加密技術,進而演變為密碼朋克,區塊鏈技術正是密碼朋克運動的結果。密碼朋克的技術理念中帶有世界主義、平等主義和自治主義的思想。意識到區塊鏈技術背後的政治理念,並不意味著認可一種技術決定論,而是重視技術的發展對解決政治問題的潛在意義,同時這種方式又是非政治的。

  中國對區塊鏈技術高度關注,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務、生產要素配置和金融穩定等方面展開了積極探索,本文認為,除上述領域外,參與和重塑全球治理是新的潛在的主攻方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新時期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這一中國方案的特色在於,在關注提高具體領域的全球治理效率的同時,用一種普遍性的理念引領全球治理的轉型。積極參與藉助區塊鏈技術展開的全球治理,有助於前一個目標的實現,對該技術背後的政治理念進行迴應和除錯,是實現後一個目標的重要課題。

作者:楊昊,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講師。

文章來源:@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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