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新加坡的區塊鏈認知差異及其帶來的發展機遇

中國和新加坡的區塊鏈認知差異及其帶來的發展機遇

2020年新冠病毒 (covid-19) 肆虐全球。近日,在由世界主要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加的 g20 虛擬峰會上,各國領袖普遍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長期的和病毒共存的“後疫情時期”。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新加坡已經實現了14天社羣0確診,這是一個里程碑,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得好的和國民紀律性強的國家,抗議效果就比較明顯,疫情帶來的影響就相對比較小。新中兩國政府,一方面積極抗擊疫情;另一方面,努力保證經濟平穩執行,穩步推進各項重大政策,確保國家戰略和重大創新不會受到疫情的影響。兩國政府都毫不例外地把工作重點之一放在了數字經濟的發展上,尤其是以區塊鏈和金融科技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科技領域的創新。

我們注意到,近來各國對於傳統中心化的數字經濟,都開始採取一些相應的措施,試圖緩解或者避免出現壟斷和“贏者通吃”的行業架構,例如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管理總局剛於11月10日釋出了《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新加坡和中國都在大力發展非中心化的新型數字通證經濟 (token economy) 必需的基礎設施。通證就是可流通的加密數字權益證明,把實體世界裡的各種資產和權益都通證化後就可以創造一個更包容更普惠更有效率的通證經濟。有的讀者會問,看以前的報道,在中國進行各類通證包括加密貨幣的交易都是違法的,那為什有還要大力發展通證經濟的基礎設施呢?我們新加坡業界的認識是“沒有通證的區塊鏈就不是真正的區塊鏈”。這個認識看起來和中國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呀!這裡就說明了新加坡能深入解讀中國國情,文化與科技政策的微妙,加以配合,並發揮本身的數碼優勢從中為新加坡創造機遇。

首先,通證是公有區塊鏈的重要激勵機制。近期全球通證市場上也的確存在著利用通證進行過度投機的濃厚氣氛。近日比特幣不斷疾速上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加坡金管局最近透過建立新法或修改舊法已經相當全面和完整的覆蓋了虛擬資產(virtual asset)或數字通證(digital token)的及時有效監管,比較好的抑制了過度投機風氣。

中國這項政策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防範在這個領域內的過度投機,避免再次出現像p2p過度投機那樣,給普通民眾帶來重大財產損失並對社會造成傷害。一刀切的政策雖然看起來缺乏彈性,但是不得不承認,它立竿見影,迅速有效。那麼這會扼殺創新嗎?是否可以理解為中國將只發展不需要激勵機制的私有(企業)區塊鏈呢?完全不能這麼說,因為我們看到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透過組建全球公有鏈的聯盟鏈框架,來部署區塊鏈服務網路 (blockchain-based service network),打造全球性第二代智慧網際網路的網路。

新加坡在公有鏈和聯盟鏈領域的系統優勢非常明顯,這也就是為什麼,新中兩國從來不強調區塊鏈通證政策上的差異,雙方都將著眼點放在這些認知的互補性上。再看新中兩國的央行數字貨幣,新加坡的烏敏島計劃 (project ubin) 專注於國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結算和批發業務;而中國的數字人民幣 (dc/ep) 將重點放在零售業務上,解決商業和民眾數字支付需求,這種零售電子支付甚至可以是離線進行的。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充分地互補性。今年6月新加坡金管局局長孟文能先生在上海論壇指出,在央行數字貨幣領域新中兩國可以進行深入的合作。中國的數字人民幣也可以延伸到海外市場,原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先生近日就提議,新中兩國的數字支付合作可以從零售業務起步,然後考慮把成功合作模式複製到亞細安甚至東亞。

有互補就一定有一致性,“區塊鏈是為民眾服務的”,因為它的內建平衡機制,可以用來創造更公平的世界,在這一點上,新中兩國的認識又是高度一致的。發展數字經濟,除了網路和系統基礎設施,法律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是至關重要,在近日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中,在新中兩國的一致推動下,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得到了協定的確認,資料儲存策略也有利於分散式帳本, 這將大大加速新中兩國在亞細安各國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所以在重大的創新領域,戰略優勢和競爭力不僅僅是來自成本和技術方面的商業競爭力。我們對於行業科技文化和政策的深入認識是至關重要的。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優勢,不但來自於我們的完善健全創新的監管架構,而且來自於對各國科技發展和政策語境有效的深入地解讀。這種理解“和而不同”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競爭力。新加坡如果僅僅從政策的字面含義上認識中國對於通證基礎設施的理解,那麼就有可能錯失中國由外而內地有序地部署公有鏈所帶來的重大機遇和商業機會。在數字貨幣領域甚至會帶來不必要的擔憂和競爭。

新加坡大多數的新技術創業者技術專長優勢明顯,政府也透過各項計劃為企業提供了大量的支援與資助,但是在交流中,我們發現我們的企業家應該更進一步提升對科技文化與政策語言的的能力,以便深入正確解讀他國政策的真正含意。普通公民和企業家在理解中文技術語言和金融科技文化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為了充分利用亞洲地區的商機,我們的大學科技與商業教育系統可能不得不更傾向於理解各國語言和文化。尤其是在中國,印度尼西亞,緬甸,越南的地理環境和科技文化方面的認知要特別精通。這樣才能更好地做到提前佈局,進入戰略藍海,獲得先發優勢;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企業在技術和商業模式等方方面面的綜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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